趣了解 - 讲述那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趣了解历史网logo
当前位置:中国历史 > 战史风云 > 战史秘闻 > 天京事变中谁收获最大 天京事变的真相始末

天京事变中谁收获最大 天京事变的真相始末

时间:2016-04-12 09:55:26分类:战史秘闻来源:中国历史网

天京事变中谁收获最大 天京事变的真相始末

一百四十年前,由金田起义揭幕的太平天国革命,轰轰烈烈,所向披靡。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建都于天京(今南京)。特别是1856年上半年击破清王朝江南大营后,政治上、军事上都进入全盛时期。这些大胜利,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带来了大骄傲。天王洪秀全于是不思进取,不理国政。东王杨秀清则得意忘形,骄横无忌,滥用神权,所有将领几乎都受过他的凌辱。为了把革命事业推向胜利,他把包括北王韦昌辉在内的将领们都派到外线作战,京城疏于戒备,却自以为江山十分牢固。他想借此整顿朝政,结果树敌过多,遭到暗算,导致大规模的天京变乱。

在这次天京事变中,韦昌辉勾结燕王秦日纲在佐天侯陈承瑢接应下,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袭杀东王杨秀清,并残酷屠杀杨的家属及部将两万多人。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元气大伤,由盛入衰,并逐步走向失败。那么,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经过、结局及教训又是怎样的呢?本文想从天京事变的起因说起,而起因又是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封建化,即腐败和争权夺利等诸多矛盾构成的。

一、洪秀全并非诛杨的罪魁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首义诸王很快封建化,宣扬“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建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于是享乐腐化、争权夺利之风遂起,旧式农民战争的一些弊病又重新暴露出来。本来在起义和进军阶段,太平天国从天王到士兵称兄道弟,官兵平等,部队积极性很高,战斗力很强。清特务人员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到:太平军之所以能成“燎原之势”,是因为“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获迅速。”又说,太平天国官兵都是“自携军火,裹粮以行,无舟车之载,安能觅轿马?洪杨诸首逆亦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在这种情况下,首义诸王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进取心很强。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兵锋所及,如摧枯拉朽,斩关夺隘,所向无敌。太平军将领之间,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抵牾,也未发生对权力的争夺和角逐。但是,农民领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很难按原来的“平等”思想来建设曾经设想过的“地下天国”了。他们可以用平等思想来约束士兵,却不能用平等思想律己。而原来他们反对过的封建特权以及地主阶级对财富的拥有,就逐步变成他们所追逐的目标。在天京建都之后,首义诸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快放弃了进军阶段崇尚平等、积极奋发的思想,而革命酝酿时期的各种不同思想和矛盾在这时也重新萌发,逐步朝着不利于农民阶级的共同事业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领袖人物洪秀全、杨秀清的思想中所滋生的封建特权和享乐思想,对革命事业危害尤为严重。

天京事变中谁收获最大 天京事变的真相始末

洪秀全在建都天京后,也确曾想用平均主义思想来开创“地下天国”,他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提倡“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它可行的方案又拿不出来,在经过若干尝试失败之后,便不得不退回去,朝着封建制度的轨道上滑行。洪秀全是饱读经书的,他对封建主义、封建特权的一套十分熟悉。因此,他并不需经过什么质变,便很自然地继承了封建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而使自已逐步封建化。突出的表现:是爱听颂扬,什么“公正威风者为万民之主”,什么“元首明,股肱良,贡獒献雉,航海梯山。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洪秀全俨然已经建立一个“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王朝,而自己也俨然成了封建皇帝。于是那些显示帝王尊严的敬避字讳和回避之类的制度也制订出来了。洪秀全为了显示尊贵,把自己抅囿在神秘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其至连昔日草莽结盟的伙伴也“罕识其面,”沉溺在享乐的宫闱生活之中。二是一入城就大兴土木,营建天王府。史书记载,当时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①状”。而且广选后妃,多至88人。洪秀全在广西提出的“小天堂”,本来是用以号召太平军将士奋勇前进的目标,如今却缩小成了天王府。三是革命意志锐减,不理朝政。以至天京建都一年多,清江南大营向荣在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还说:“至洪逆之有无,向有传闻异词”。时人谢介鹤在《金陵癸甲记事略》中也说:“天贼尸位而已”。更有传闻“洪秀全实无其人”,不过是“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闷置天王府”而已。《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一切号令都出自杨秀清,“洪秀全徒有其名”。洪秀全把权力都交给杨秀清,结果大权旁落。

杨秀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理朝纲的军师。在起义阶段,他曾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因而取得了天父传言人这种至高权威。后来他便集政权神权于一身。《李秀成自述》说,建都天京后,“东王佐政以来,事事严整,……民心佩服”。但由于杨权力过于集中,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膨胀,非常骄横跋扈,“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为他营建的东王府,其富丽堂皇,奢侈华丽,仅次于天王府,出门的仪仗队十分庞大,过于张扬。后来甚至发展到以天父②的名义要挟洪秀全,要洪秀全下跪接驾。洪、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不过,在处理和杨秀清的关系上,洪秀全采取了忍让和顾全大局的态度。这是因为他要维护天父皇上帝的尊严;并要依靠杨秀清来掌管朝政。请看以下事例:

一是1853年(癸好三年)③11月,杨秀清自称代天父下凡,因洪秀全虐待宫女,要杖洪秀全46板。那时建都天京刚刚八个月,洪秀全正集中精力,并亲自监督营建天王府,在此期间,发生过任意辱打甚至处死侍从、女官的事情。杨秀清便以天父下凡,下令杖责天王,以示警告。杨秀清并借此,要洪秀全对幼主严加管教,使幼主从小“体念物力维艰”,“节用而爱民”。要洪秀全体恤臣下,不要任意打骂诛杀。杨秀清还劝洪秀全要善于“纳谏”,他说,“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这些劝告是颇有道理的,尽管手段粗暴,洪秀全还是能忍让的。他在得到天父赦免对他的杖责之后,破例在金龙殿宴请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并称杨秀清的谏言是“金玉药石之语”,“至情至理之言。”但这件事造成洪秀全心灵上的不快却是必然的,在洪、杨的关系上投下新的矛盾的阴影。

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立刻乘机扩大事态,残杀杨秀清所有的家属和部将。从凌晨到拂晓,几个时辰内,东王府内外已经是尸体累累,血泊遍地。可以看到韦军士兵“府里争先恐后地抢夺,府外穷凶极恶地火并,不管脚下践踏的是男是女,是死是活。惨不忍睹。这都由于韦昌辉曾许下诺言,即攻进东王府可以随意抢劫归己。否则,太平军纪律严明,攻下清军城池尚不敢随意抢掠,何况在太平天国的东王府,怎能出现如此野蛮的行径呢?韦昌辉在诛杨时宣布他是奉洪秀全密诏诛杨的。当时天京还传说杨秀清要谋篡和逼封万岁,如果不是韦的部队赶到,天王就要被杀了。这些舆论显然出自韦的炮制,但在不明真象的军民中却造成了以假乱真的影响。经考证,在清方记载和太平天国官书以及将领的记述中,都没有谈到洪秀全的诛杨密诏。另外,韦昌辉诛杨之后,曾经下令在东王府搜查鸦片和烟具、烟灯,力图证明杨是吸食鸦片的。按太平天国律例,吸鸦片当杀头。但证据都没有找到。这件事说明,如果洪秀全确曾下诏诛杨,就没有必要再寻找杨吸毒的证据了。

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看到城中杨的部队还很多,一不做二不休,决心进一步消灭杨党。正在这个时候,天王洪秀全想平息杨秀清部将的激愤情绪,决定当众惩罚韦昌辉、秦日纲,罪名是杀人过多。因为这样一来,洪秀全既不必承担诛杨的责任,实际上又清除了政治上长期对他产生威胁的政敌。同时他用惩罚韦、秦的办法,也可以向东王部属交代,使他们继续忠于天王。而韦、秦虽然受杖责,也只是说他们杀人过多,照样可以充当天朝重臣。可惜,洪秀全这时已驾驭不了局势。事变是由韦、秦、陈发动的。其中韦、秦在明处,而陈在暗处,甚至当时天京都很少有人怀疑他参与其事。这样一来,洪秀全惩罚韦、秦的计划,很快被陈承瑢等所利用,实行对东王部属大屠杀的骗局。他们在天王府门前宣示惩罚韦、秦诏令,同时通知东王最精壮的部队几千人来观看韦、秦受刑的情状。东王士兵毫不怀疑天王的诏令,都放下了武器。韦、秦受刑之后,六千多东王部队也被囚禁在几个大房子里。当天晚上,经韦、秦等周密策划,派兵施用最残酷的手段,枪、炮、炸药包齐发,消灭这批东王部队。最后韦、秦又命人冲进囚室,把剩余的东王士兵统统杀掉。接着又在天京城里穷搜东党,凡是有点牵连的皆难幸免。

洪秀全对韦、秦的惩罚,并没有制止住他们对事态的扩大。诚然,成千上万的东王部众,都是久经锻炼的太平军战士,他们的存在,对韦、秦显然是个威胁。韦昌辉一伙在接受刑罚的同时,却关押了东王主力部队,并把他们缴械。据一位外国传教士记载说,东王府的五六千士兵之所以被缴械而不反抗,是“因为曾有天王的诏谕传知众人,凡是幸存的杨逆余党,一概赦宥不问。”这里所说的诏谕是传闻或转述的,未必准确。但洪秀全认为既杀了杨,其部属是无辜的,应该“一概赦宥”,这是符合天王的思想逻辑的。然而,惩罚韦、秦的诏令,却成了屠杀杨部属的根据和帮凶。这当中陈承瑢的作用不能低估。天京叛乱发生以后,陈承瑢仍然充当一个秘密角色。这样他可以继续取得天王的信任,并借其名义来推进韦、秦的叛乱,并继续扩大事态。当韦、秦、陈穷凶极恶的面孔暴露无遗的时刻,洪秀全便只有采取守势,完全丧失控制局面的能力。叛乱局势继续发展,屠杀达二三个月之久,凡是和杨有关系的,男女老幼皆在劫难逃。天王只好听之任之,没有力量制止。这场罪恶的叛乱先后屠杀了几万人,令人发指,实在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五、石达开回京排解

天京城里为争夺权力在进行大屠杀,而京外的太平天国将士在各个战场上和清军进行浴血奋战。但是,天京事变对于每个太平天国将士来说,毕竟是不能不关心的。当时在京外将领中声誉最高的并有资格进行排解的,只有翼王石达开。他在京外不但职位最高,拥有重兵,而且没有参加天京事变的任何行动。当时,石达开正在武昌督兵,获悉天京变乱之后十分不安,便迅速赶回天京。要进行排解。但是,石达开来到金陵城下,城门却紧闭着。他只好用箭射书要求入城。韦昌辉限令他只身入城。石达开入城之后,直奔天王府,见到洪秀全,得知天京事变的大体经过。石达开十分气愤,就来到北王府,当面谴责韦昌辉不该残杀自己的兄弟。韦昌辉把石达开看成异己,指责石“忠于杨氏”,并暗召集部下,声称“不去石氏吾患未已。”决心除掉石达开。

石达开是一位谋略颇深的将领,他发现韦昌辉已动杀机,便在天京的一些旧部属的帮助下,杀死了守门官,从西门夺城而出。当石达开逃离天京之后,有人报告韦昌辉,韦顿足曰:“我即不欲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我怨不可解矣。”韦昌辉为人十分残忍,他一不做二不休,遂率兵包围翼王府。洪秀全闻讯,立即派人加以阻止,但已“救之不及”,石达开的母亲和妻子等十余人已成刀下之鬼。

以上事实,说明石达开光明磊落,指责韦昌辉滥杀无辜也是合乎情理的。尽管石达开和杨秀清关系一直很好,是一位唯一没有受杨以天父名义责罚过的将领。他对韦昌辉矫诏诛杨自然是不满的。但如果石达开入城后公开袒护杨秀清,不但于事无补,并且必然要引起更大的冲突。而指责韦杀人过多,则和洪秀全意见是一致的,韦、秦理亏,很难反驳。洪秀全当然知道石达开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韦昌辉杀石的家属十分不满,并再次指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洪、韦的矛盾。但是在韦昌辉的面目没有彻底暴露时,天京军民普遍受韦矫诏的蒙蔽,以为韦的胡作非为是天王许可的,韦昌辉骄横跋扈有过于杨秀清,而洪秀全尽管处处受到韦的掣肘,也只能忍气吞声。石达开的到来,自然给洪秀全带来一点希望。但是,石达开逃出城去,其家属又被韦所杀,洪秀全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尚须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才能除掉韦昌辉。但在条件没有成熟前,洪秀全对韦只好更加恭顺,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在石达开逃出城之后,韦昌辉等便以洪秀全的名义发了一个捉石的诏令。《金陵杂记》中说“《韦贼张示四乡,有能拿获(石达开)者赏千金,封万户侯,”当然洪秀全也可能知道有这个诏令,他即使不同意,也不会公开反抗的。只有这样才能麻痹韦昌辉。因此,韦后来被诛,石达开并没因这个诏令而忌恨天王。

六、秦日纲率部伐石

石达开逃离天京以后,韦昌辉预感到石可能会聚集力量打回天京。于是一方面在京进行新的屠杀,另一方面派秦日纲率军追击石达开。秦的讨伐军到达西梁山时,得悉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全体兄弟都表示同情翼王石达开,而且翼王正在芜湖统率一支压倒优势的强大部队。秦看到太平军归心于翼王,便无心再去和石达开军作战,对石善于用兵深有了解,与石在感情上也不那么敌对。

秦日纲在西梁山停止前进之后,经过一番思索,便下令进攻就近的清军,想以此来表明他不与石达开部对敌,而把清军看成是他们的共同敌人。然而,秦日纲参与韦昌辉的叛乱,对太平天国的共同事业造成的极大危害,毕竟是不能原谅的。石达开率军在芜湖,决定兴师靖难,兵锋指向天京,构成对天京的威胁。就在这时,石达开呈书天王,要求杀掉韦昌辉及其同伙秦日纲、陈承瑢,否则即率兵进攻天京。韦昌辉是否了解石达开的请诛信,现在不得而知。但是,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用天王的名义派出讨伐军,各路太平军就会归附于他。当他知道秦日纲军停止在西梁山,以及石达开兵锋所向时,知道石进攻天京已是时间问题。于是便在城内修筑工事,并把可能被石达开作为进攻阵地的古报恩寺塔炸毁。准备负隅一战,或则采取新的行动,去洪秀全以自代。

七、洪秀全诛韦靖难

韦、秦的部队在天京本来就不多,如今又由秦日纲率领几千人去讨伐石达开,城中兵力大大削弱。加上城内纷纷传闻,说石达开就要来进攻天京。洪秀全看到时机已到,便着手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组织力量。这当中必须有一个很精明的强有力的人在协助天王策划,可惜史无记载。

韦昌辉为人奸诈,自然看出洪秀全的动向,或者消息来自陈承瑢。韦昌辉狗急跳墙,决心先下毒手。这一天,韦以请朝为名,要求见天王,并向洪索取石达开。这纯属是挑衅,不过是找借口,擒杀洪秀全以自代。韦昌辉兵临天王府前,天王府大门紧闭,洪秀全不敢出来见他。韦声言,如不交出石达开,即用火攻。就这样一直相持到薄暮。显然,洪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反击;而韦却是孤注一掷。在天京,以洪秀全为一方,以韦昌辉为一方,阵线非常分明。天京军民几乎用不着动员,便都自觉地站到天王一边。

天京事变中谁收获最大 天京事变的真相始末

当黄昏时刻到来,天王府的大门突然大开,在门前竖起翼王大旗,一大群王府的侍女裹发效男装冲杀出来。韦昌辉及其所部不知有诈,误以为石达开果然藏在天王府内。只因韦昌辉弄巧成拙。韦的部众,一看到天王府里冲出石达开的部队,思想缺乏准备,都惊慌失措。府外军民见翼王部队冲出,便自动起来配合作战。韦部亲兵大部分作鸟兽散了。

洪秀全乘韦部溃乱之际,立即以天王名义下令捉拿韦昌辉,号召军民凡“知道此奸隐处者急首告”。这样一来,就连韦的亲军也纷纷倒戈,全城军民同心协力捉拿北奸。两天后,韦终于被擒,天王立即下令将其肢解,枭首示众。同时下令到西梁山前线捉拿秦日纲,随后将秦日纲、陈承瑢等首要叛乱分子也一概处斩。由于时机成熟,并借用了翼王的军事声威,仅两天。就平息了这场叛乱。

《李秀成自述》中也说:“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重,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这里说的“各众内外”,应是指天京内外的天朝将士;“合朝同心”则专指天京的文武大臣和将领。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是自发起来诛韦的,而是有人在组织和号召,中心人物当然是洪秀全。石达开的兴师靖难,虽然没有打进京城,但对京城在心理上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对洪秀全的诛韦决心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洪秀全诛韦过程,可以看出洪对天京事变的基本态度。他对诛杨没有明显持反对态度,默认了既成事实,但对杀人过多是坚决反对的。他谴责韦滥杀杨的部属,又出面干涉过韦杀石达开家小。可见,洪秀全并不是天京事变的魁首。洪秀全在金田起义的酝酿阶段,赞同了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又赞同了萧朝贵代天兄下凡,这些举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促使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迅速成熟,但却使权力转移到杨身上。杨总搅大权,如果不是经常以天父名义下凡作威作福,伤害了洪秀全的自尊心,洪是不会同意诛杨的。诛杨之后,洪想就此了结。但是,韦昌辉品质极坏,他们诛杨对天京政权造成的后果,却远比杨的跋扈危害更大。可见,洪对诛杨最多只是默认而已,而诛韦则是他出自内心的意愿和行动。

从天京事变的整个历程,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并没有在路线方针上发生过什么明显的分岐。而是农民领袖的历史局限,在封建主义的侵蚀下,封建专制主义意识膨胀,争权夺利,互相火并。当然,这种内讧,如果仅是在洪、杨之间进行,未必能酿成大端。不幸的是有了一个阴毒凶险无恶不作的韦昌辉。洪秀全对韦十分憎恨,他死后便废掉他一切爵位,并称之为“叛爷”。而对杨不但保持一切尊号,并将他死的日期定为“东王升天节”。

八、翼王辅政又出走

韦昌辉被杀以后,首义诸王除洪秀全之外,只剩石达开一人。由于石达开不但没有参加天京叛乱,而且回京排解,最后兴师靖难有功。他的威信自然空前提高,成为太平天国军民所仰望的人物。洪秀全当即下诏。这一措施表达了合朝文武的意愿,军民大众无不对石寄予厚望,并大力支持。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为大臣的不满而使洪秀全有所醒悟。相反地,由于洪仁发、洪仁达品质恶劣,他们仗势对石达开步步进逼,特别是看到臣民对石达开的尊敬,对他们的鄙视,更是不能容忍。据清方得到的情报说:“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结交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境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战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也认为洪氏兄弟对他“疑多将图害”。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决定率师出走,避免再出现一次天京大屠杀。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率师离京到达安庆,附从者有20万精兵,这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从此太平天国局势江河日下。由于领导集团的腐败和争权夺利,给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并终于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大失败。

二是杨秀清凌辱王兄洪仁发、洪仁达。二洪是洪秀全的兄弟,经常凭借天王的权势为非作歹。有一次,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下令各官听令,洪仁发迟到,杨秀清指责他对天父不敬。洪秀全得悉后,即下令要洪仁发到杨秀清处“肉袒请罪,并请杖责”。洪秀全尽管出于宗族血亲,对洪仁发等的劣迹有所袒护,但他为顾全大局,还是站在杨秀清一边,责备其兄洪仁发。

三是杨秀清经常以天父皇上帝的名义下凡,用神的威力凌驾于洪秀全之上。有时甚至以天父名义下令将东王“迎至金龙大殿”。有时在夜深人静时,突然以天父下凡,并要登朝。但天王府朝门数重,洪秀全出来晚一点,杨秀清就斥责他“咁久还不开朝门?真是该打!”逼得洪秀全跪在地上“求天父恩赦小子迟程之罪”。遇到这种事,洪秀全出于维护天父的绝对权威,总是忍让,但与杨秀清在思想深处的裂痕却在加深。

从以上材料看,洪、杨之间确存在着严重矛盾,但还没有发展到洪秀全非杀杨秀清不可的地步。据天京事变中曾经赶到天京排解的石达开后来追述说,韦昌辉曾经请洪秀全诛杨,“洪秀全不许”,正因为如此,当韦昌辉发动天京叛乱袭杀杨秀清后,洪秀全曾予以痛斥。可见诛杨并不是洪秀全的初衷,天京事变的罪魁是韦昌辉,而不是洪秀全。

二、韦昌辉行韬晦之计

韦昌辉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杨秀清。在进军阶段和定都南京之后,他都是重要的决策人物之一,对太平天国的事业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有着地主阶级的劣根性,“阴柔奸险”,对杨秀清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昌辉对杨秀清献媚讨好也很突出。据《天父下凡诏》记载:有一次洪秀全、杨秀清在金龙殿议事,洪秀全说:“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导也”。韦昌辉立刻把话接过去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在谈到袍服时,洪秀全说:“现今尔二兄之袍服至足,不用缝先。”韦昌辉又马上接过去说:“二兄为天下万郭(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这种无原则的阿谀奉承态度,当即遭到杨秀清的驳斥:“袍服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绥些再缝,方见二兄节用爱人之德。”洪秀全为此对杨、韦作了如下评价:“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正胞④,尔虽是爱兄之心诚,终不若清胞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也”。这两件事反映了韦昌辉内心世界之卑鄙。

韦昌辉耍两面派,行韬晦之计的事是很多的。《金陵癸甲记事略》中说:韦昌辉“事东贼甚谄,舆(车)至则扶舆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亲兄争房屋,杨秀清把他交韦昌辉议罪。韦昌辉竟要将其哥哥处以五马分尸,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又一次,韦昌辉部下任意殴打水兵,激变水营,杨秀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杖责韦昌辉数百。有个裨将为此大呼不平,韦昌辉听罢大怒,竟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这种超出常规的谄上作风,包含着极大的祸心。韦昌辉为了有朝一日取代杨秀清,行韬晦之计,下了极深的功夫,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应该说,韦昌辉的努力是收到效果的,甚至连十分精明的杨秀清也误认为他慑于自己的威严,“有惊恐之心”。杨秀清没把韦昌辉看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种下了悲剧的祸根。

对韦昌辉的险恶用心,太平天国内部是有所察觉的。太平天国的理论家曾钊扬在事变前很久,就曾议论韦昌辉“阴忍而残刻”,“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未远。”清廷特务人员在事变前一年就判断说:“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敌我双方都看到杨、韦之间的深刻矛盾,杨秀清作为当事人自然不会无所觉察,但由于过份自信而忽视了韦昌辉的韬晦之计。这就使韦昌辉有机可乘。

三、积怨酿成刻骨仇恨

丙辰六年(1856年)七月初九日,杨秀清代天父下凡,宣布“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又说:“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心敬拜上帝真神。”帮妖就是降清,罪当即诛。但杨秀清宣布秦、陈帮妖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而秦日纲是个带兵将领,有一定实力,陈承瑢是朝中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来往于洪秀全、杨秀清之间。他们两人都不会坐待其毙。从某种意义上说,策划天京事变的核心人物是陈承瑢。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和洪秀全往来之便,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天王的意志。勾结韦昌辉这个野心家,以及联合与杨秀清有前怨的秦日纲,共同发动天京叛乱。.

那么,杨秀清宣布秦、陈帮妖是否有根据呢?现在不得而知。但他想利用破清朝江南大营之后来整顿天朝的政权机构,却是可能的。秦、陈都受过杨的杖责。杨在甲寅四年的一次代天父下凡时,曾经下令把陈承瑢锁拿起来,虽然没有宣布什么罪状,却说了这么一段话:“尔爵居诸王之下,位列群僚之首,便当一条草(心)对天,真草(心)扶主……切莫变妖变怪之人。”随后把他放了。这段话自然是在批评陈承瑢等人对主不忠心,有变妖变怪的嫌疑。而秦日纲则因打败仗,屡受杨的处罚。《天父天兄圣旨》中记有乙荣(乙卯)五年二月十三日天父下凡,令将秦日纲“奴其三载”,即革职为奴三年;并记有因“屡次失守之罪,锁押在牢,未经主断”。一直到半年后,才下令复其原职。从这些材料看,秦、陈都是与杨积怨很深的。如今,杨秀清既然宣布秦、陈帮妖,就把矛盾推向白热化了。杨不动手,秦、陈也必然动手反击。

那时节,韦昌辉在江西瑞州连吃败仗,连“黄轿绣伞”也被清军夺去。也正是那时,韦昌辉得到陈承瑢的通报,令即率军潜回京师,并在路上会合从丹阳奉召归来的秦日纲。就这样,韦、秦、陈三人勾结起来,策划入京诛杨。按照太平天国的纪律,败将归来是不能马上入京的。况且,天京尽是杨秀清的部队守卫,韦昌辉的三个亲军要进入天京,必须有陈承瑢在城里策应才有可能。

就这样,韦昌辉率军顺利进入天京,并立即包围东王府,袭杀杨秀清。东王府兵将措手不及,几乎都是束手待毙。由于韦昌辉捏造了一个诛杨的所谓“天王密诏”,他才能顺利得逞而未遭抗拒。

四、京城里血雨腥风

小编推荐:一战中的乌克兰伪军:为奥匈帝国作战的乌克兰人揭秘:7个字竟然卖了200万美元 这是哪7个字?16世纪西班牙想征服中国 其如果是梦断台湾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