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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抗战史上抗日名将为何对日“亲善”?

时间:2016-04-16 21:11:30分类:战史秘闻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抗战史上抗日名将为何对日“亲善”?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使之成为“防共亲日满地带”。又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不平等条约,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非武装区”,迫使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以至华北出现“权力真空”。但让各方想不到的是,1935年6月,正当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时,一直闲居天津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却趁机率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日本更是先是惊愕,后又暗喜。因为29军不是中央军,且军长宋哲元有反蒋历史,“不会忠于国民政府”,只要拉拢宋“充当日军之傀儡”,“华北自治”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日方暗喜过后,还是失望。宋哲元似乎正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并不为自己所用。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尽管对宋的擅自行动十分不满,但也希望有人“收拾”华北残局,随后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可以说,宋哲元的29军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过:“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宋哲元对日方虚以委蛇,可以从以下两件事看出。

1934年1月14日,日本关东军驻黑河(察省沽源东)司令官森一郎在察东以飞机散放“警告宋哲元军驻宋哲元书法龙门所部队声明书”,谓龙门所驻军系违背条约,应撤退赤城延庆以西,否则进攻。9月1日宋哲元偕总参议汤玉麟到北平。10月26日驻察哈尔张北、宋哲元部与日本武官及书记发生争执,所谓第一次张北事件。1935年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所谓第二次张北事件。宋哲元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国民政府的压力。

长城抗战结束,第29军撤出长城阵地。不久,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宋哲元保持沉默,何应钦多次要求宋哲元出面约束冯玉祥行动,但宋哲元始终拖延,最后干脆托病去西山修养,并警告准备进攻同盟军的庞炳勋,客观上维护了抗日武装。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宋哲元一边迅速扩充实力,一方面寻求中共支持。从1936年4月起,宋哲元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变化。4月下旬,他下令释放了在学潮中抓捕的爱国学生,坦率接受冯玉祥的批评,承认“哲元生性愚直,处事多有失当。”声言对学潮中被捕学生,“除有特别情形者外,均即随时释放,决不认真追究”。

同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为联络代表,到延安同中共中央接洽,表达他联合御侮的决心,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切与之交谈,充分赞扬了宋哲元的爱国精神。8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宋哲元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饱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注、希望和鼓励之情。面对日寇日益蚕食中国领土,宋哲元集团选择了“抗日”“联共”与“服从中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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