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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权谋之王之:末世枭雄司马懿的征兵之道

时间:2016-06-07 23:58:38分类:演义趣闻来源:中国历史网

三国权谋之王之:末世枭雄司马懿的征兵之道

英雄有两种,打出来的和忍出来的。打出来的英雄生猛亮丽,如项羽,然秋后轧账,常不及忍出来的英雄收益广大,如刘邦。在汉末三国,若曹操、诸葛亮算前一种,刘备和孙权就属后一种,司马懿更是后者中的翘楚,此子老于忍耐,精于等待。汉末三国人物为了江山打得不可开交,到头来九九归一,三家归晋,统统姓了司马。

晋明帝曾向司徒王导了解晋王朝是如何得天下的,王导从司马懿的功绩和手段说起,渐次说到司马昭对付高贵乡公曹髦的种种劣迹,听得晋明帝大惭,俯卧床榻,以被蒙面,怯怯地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这透露了三个信息:一,司马家族的发迹史极为肮脏;二,该发迹史较少得到史家记录;三,史家著述阙如,对应着政治上的严酷。最骇人听闻的统治,从来不是群情鼎沸,千夫所指,而是万马齐喑,阒寂无声。《晋书》系唐人编修,编撰者房玄龄等人距司马懿已有三四百年之遥,执笔时当无忌讳。司马懿及其子嗣的残暴统治越有效,后世学者掌握的素材就越有限。大量司马家族不愿让后人看到的黑暗内幕,不仅被漂白,还可能像一只电量告罄的黑匣子,永久沉没在历史海底。

司马懿(字仲达)生于179年,小曹操24岁。这段年龄差非常要紧,与曹操、刘备等秉持封建道德观的旧人相比,司马懿堪称“末世新人”的突出代表。曹丕当政后,曾评论当朝三公——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赞道:“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三公年龄与曹操相若,曹丕小司马懿八岁,可算同代人。当年濡染于两汉四百年文治武功下的东汉旧臣,与汉朝覆亡、三国鼎立时那一代擅长火中取栗、乱中取胜的新人,会形成全然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吕思勉曾感慨道:“从魏武帝到司马懿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局,亦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风气一个升降之会。从此以后,封建的道德,就澌灭以尽,只剩些狡诈凶横的武人得势了。”即以“夷三族”为例,它虽创于秦朝,且在西汉得到变本加厉的继承发扬,然逮至汉末及曹魏时期,此类恶法已大为收敛,当得势的司马懿对政敌动辄夷及三族,连出嫁在外的女子都不放过时,就引来见多识广的后代史家的惊诧。这类惊诧,好比清朝末年仍有凌迟,但鲁迅在民国二十二年从报上读到“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被“绑赴(天津)新站外枭首示众”时,已然大感诧异。处于“升降之会”时代,二三十年间的道德、风气格局,差异会大过舒缓岁月的三四百年。

资料图

司马懿出自一个颇有势力的家族,高祖司马钧曾为征西将军,曾祖司马量为豫章太守,祖父司马隽为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因字中都有个“达”字,时人号为“司马八达”。据说,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服膺儒教”,“慨然有忧天下心”。当年个别擅长鉴定人物品级的老江湖,如南阳太守杨俊和尚书崔琰,均认定他前途未可限量。司马懿本人也孤高自许,所以,曹操“兄弟将”曹洪求助司马懿时,司马懿鄙视曹洪人品,假装腿脚不便,懒得搭理。曹洪向曹操告状,曹操征召司马懿,司马懿扔掉拐杖,疾驰赴任。无论司马懿对曹操怎么看,他坚信,欲展鲲鹏志,须抱曹操腿。

曹操与司马懿的关系,曾被说得格外玄乎。传闻,司马懿曾佯装风痹,拒绝曹操任命。司马懿当着曹操派来刺探的使者面,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副绝症模样。又据说,曹操曾测试司马懿走路的样子,以检验其品行。当曹操要求司马懿“反顾”时,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颈部骨节的灵活性异于常人,这在相书上有个说法,叫“狼顾”,古人认为,有此相者,非奸即诈。曹操自此警惕司马懿,告诫曹丕道:“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曹丕是太子,日后还是皇帝,故曹丕家事等于国事、天下事。又据说,曹操做过一个怪梦:“三马同槽,”即三匹马在同一个马槽里吃草,大感不祥。日后曹操剿灭马腾父子,自以为这个灾难性的梦启得到了消解。后人认为,“槽”谐“曹”,“三马同槽”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马”吃掉了曹家天下。听上去是个既有趣又凑趣的解释,对于理性思维能力不足、巫术交感思维昌盛的古人,这类说法总有最大的说服力。

司马懿肯定知道曹操对自己的戒心,他的对策是:加倍小心,避祸为上。在自己任上,他勤勤恳恳,做小伏低,忠于职守,除了那位长远来看最值得投靠的人——太子曹丕,他避免站队,不轻易做出头椽子。他曾向曹操提过两个建议,其一是在曹操征讨张鲁时,随军的司马懿建议顺道伐蜀,曹操未予理睬,还回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人苦于不知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其二是在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时,他不仅劝阻了曹操的迁都之念,还献了一条趁势离间刘备与孙权的计谋,曹操采纳了,遂有了孙权随后派吕蒙白衣渡江、掩杀关羽的那一出大戏。这条计谋不见得尽归司马懿,但考虑到该计谋的重要性,身为功臣之一的司马懿想必改善了与曹操的关系,与曹丕的关系更是进展顺利,这奠定了他的未来。他的未来取决于曹操之死,曹操去世后,司马懿被曹丕委任为类似“治丧委员会秘书长”的职责,全权负责曹操丧事。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宫廷更替惯例来看,司马懿熬出头了。

司马懿大开杀戒的襄平城,即今之辽宁辽阳,时天气严寒,随征军士衣衫单薄,他们见司马懿收缴了大量衣物,遂请求增衣御寒。司马懿心肠别致,竟一本正经地声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古来将领,往往视兵士为自己家财,倍加爱护,战胜后大加赏赐,几成惯例。对士兵不加体恤,不仅有损士气,还会带来风险,古罗马士兵经常在兵营里闹事,甚至直接导致皇帝被杀,起因多半在此。当初曹操否绝司马懿伐蜀建议,所持理由之一即是“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可见,悭吝、乖戾如司马懿者,百不有一。然与此同时,司马懿又上奏朝廷,把1000多名60岁以上的士兵解除兵役,遣返回乡,似乎又表明他不是一味狠毒。不过考虑到这些士兵年满六十,即便不致战死,也会随着生理大限迫近而日渐凋零,我们仍然不宜将该举措视为善政。总之,这老怪物有着神出鬼没的道德感,极难一言以概之,难怪《晋书》作者感叹道:“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狼顾”是什么?说不清,至少不属于“人性”。

传闻,魏明帝去世前,司马懿做了个不那么像梦的梦:“梦天子枕其膝,曰:"视吾面。"俯视有异于常,心恶之。”这句“心恶之”的解读,是古代史家的招牌点睛术,寓指司马懿自此有了异心。说此梦欠真,理由有二,一,“视吾面”之说,验证于日后真实发生的皇帝诏书,梦与现实已然合二为一;二,既是做梦,以司马懿之谨慎老辣,他断然不可能将不可告人的隐衷款曲,告诉他人,“心恶之”之说,他人何由得知?何况,载诸史籍的司马懿,位极人臣之时,仍表现得冲淡谦和,尝谆谆告诫子弟:“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

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即位,司马懿与曹爽并受遗诏,共同辅政。一山不容二虎,具有魏国宗室身份的大将军曹爽,成功架空了司马懿,司马懿明升暗贬,成为太傅。太傅即皇帝老师,不复握有兵权。司马懿满腹冤屈,但不吭不咋,示弱于敌。为了彻底打消曹爽戒心,就在曹爽、何晏等人图谋政变前夕,司马懿再次亮出独门绝技:装病。《晋书》作者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司马懿的演技。装傻充愣,假痴不癫,在纯以诈力取胜的古代权力场上,不失为好办法,值得被先人郑重写入“三十六计”。这以后的故事,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过精彩描绘: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谒高平陵,曹爽及其支党尽数随从,空出一座都城。司马懿僵尸复活,霍然而起,登高一呼,旧部云集;司马师曾“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司马父子以极为麻利的政变手法,把曹爽等人弄成了叛党,皆“夷三族”。自此,大权归于司马氏。

后人好言司马懿“以狐媚取天下”,言之有理,然“狼性”缺省不得。隐忍与跋扈,每自成因果,那些以隐忍起家的权力狂,得势时往往格外猖狂。司马懿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时有暴虐之举,但隐忍才是其人生的主旋律。在有限的资料里,我们找不到司马懿意气风发、快意人生的场合,他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青梅煮酒”时刻,始终在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下达成自己的事业,哪怕位高权重,流露的心态仍然是“待罪舞阳”。舞阳侯是魏明帝赐给他的爵号。司马懿证明,通向成功的道路,由一连串卑微、欺诈、委琐组成。一个从里到外、自幼及老从不曾体现英雄气概的人,仍可能在一场由顶尖英雄参与角逐的竞争中笑到最后。

史载,司马懿诛曹爽前,曾与大儿子司马师“深谋秘策”,直到事变前一晚,方告知次子司马昭。司马懿当晚派人观察二子动静,见司马昭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司马师鼾息沉稳,镇静如常。暂不考虑这项观察是否准确(司马师死于极大惊恐,死前竟把眼睛震出眼眶,实在吓人),身为父亲却专注孩子的阴郁性格,考察诸子的阴谋家潜质,不太像话。反观诸葛亮,在致兄长诸葛瑾的信里提到儿子诸葛瞻,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喜其天真,忧其早熟,与司马懿的育儿法正相反。曹操亦无与儿子相与密谋之习,更不会鼓励儿子的负面性格。曹植十岁时屡有妙文,曹操疑其代笔,问道:“汝倩人邪?”曹植答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一派才子口气,曹操方始释然。

司马懿的成功,是阴柔奸雄战胜阳刚英雄的典范,汉末三国的故事令人悠然向往,司马父子的故事却让人颓然、扫兴。由司马氏结束曹魏政权而建立的西晋王朝,国运仅51年,“三分归一统”不久即生“八王之乱”,之后是“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直到300年后的唐朝,中国才重归盛世气象。国人熟知的昏君典故“何不食肉糜”,即出自司马炎的白痴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司马懿是其曾祖。

怎样才算真正出头呢?必须拥有兵权。司马懿此前一直是文官,他历任文学掾、丞相主簿,还做过黄门侍郎、议郎,从未握有实质兵权。现在,托庇于曹丕赏识,他的官衔不断提升,终于获得实质兵权。曹丕于公元222、224年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镇守许昌,并改封司马懿为向乡侯,次年又改任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司马懿长期压抑的野心,此时必怦怦乱跳,但表面上,他照例辞让一番,方始接受。曹丕不久驾崩,临终时令司马懿与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共为辅政大臣。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司马懿的个人事业蒸蒸日上。

倘撇开善恶,单论事功,司马懿也算达到了某种极致,终极地位与曹操相同。然观司马懿一生,我们无法找到一条清晰的生命历程。他并非按照一种自我设计的信念来履践人生,后人无法根据他日后的所作所为,认定他之前对曹操、曹丕的辅佐缺乏诚意,也无法断言他早蓄奇志,意欲取曹家而代之。简而言之,他不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人物,他依照某种“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方式,随机展开阶段性人生,像一位棋手,下一手下在哪儿,不取决于事先设计,而是依对方着手而定。——站在司马懿对手角度,这更加可怕,一个目的不明、见机行事的家伙,既可能是一个忠贞的股肱老臣,也随时可能翻脸不认人,谁吃得消他?

《三国演义》的读者,会对诸葛亮“空城计”津津乐道。那原是小说家言,与史不合。马谡失街亭时,司马懿刚在另一条战线上打败孟达,两条战线相距甚遥,好比二战时欧洲战场上的东线和西线,再能干的将领也不可能同时在两线作战。诸葛亮初出祁山时,司马懿的地位尚不足以自领大军,当时与诸葛亮对抗的,主要是曹操义子曹真大将军,及张郃、郭淮等一线战将。待到曹真病逝,升任大将军的司马懿才得与诸葛亮全面对抗。司马懿曾在致胞弟司马孚的信中,如此形容对手:“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口气大极,但实际上,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占有全面优势的司马懿,始终不敢与诸葛亮正面接战。

司马懿不是魏国宗室,升任大将军不是凭借累积的战功,在部下面前并无太大威望,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将常会不加掩饰地嘲笑司马懿胆小,在他们看来,司马懿的行为就像一支豪门球队在面对三流队伍时,不是全面出击,而是“摆大巴阵”,龟缩退守。司马懿不为所动,为平息手下不满,司马懿还与朝廷联袂演一出戏,他佯装发怒,上表请战。魏明帝不许,派大臣辛毗来做司马懿的军师,节制他的行动。当司马懿作势出兵时,辛毗杖节立于军门,加以阻止。这套把戏被诸葛亮看得清清楚楚,他对姜维说:“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话虽如此说,诸葛亮苦于粮食不足,不耐相持,情急之下,派使者给司马懿送来一套女人衣服,暗示司马懿不是男人。

过于谨严方正的人,总是无法准确拿捏小人心思,盖“以己度人”乃人之思维惯性,故面对司马懿时,诸葛亮谨严方正的个性反而诱发一种盲点,导致想当然。阴柔无比的司马懿,本是不耻于钻爬狗洞的混世豪杰,他根本不在乎当众穿女装。用激将法对付司马懿,那是把拳头打在棉花胎上。司马懿无比珍惜自己侥幸握有的那点军权,对诸葛亮又充满畏惧,他输不起,故拒绝与对方一决胜负。再说,有一点他至少判断对了:只要坚守,诸葛亮就会因粮草不敷而主动退兵。

古罗马将领费边在遇到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时,曾采用相似的拖延战术,同样取得若干成效。现代政治术语“费边主义”缘此而来。和司马懿一样,由于无限制地拖延,费边当时也引来手下不满,他也被讥讽为“犹疑不决的人”。据罗马史家李维记述,费边小时候就有冷漠的特征,亦与司马懿相仿。

在诸葛亮面前尽显庸手、下手姿态的司马懿,遇到逊于自己的对手,立刻英明神武,焕然一新,俨若韩信附体,孙膑再世。他征讨叛将孟达、征伐辽东公孙渊的那两场仗,打得相当漂亮,我们只有回想起他在诸葛亮面前的窝囊相时,才恍然惊觉,那不过是两场实力悬殊的战役,就像世界冠军球队8:0屠杀鱼腩球队,场面好看,内涵不足。天生一副阴阳脸的司马懿,征讨孟达前,先写了一封充满善意的慰安信,令孟达放松戒备。然后麾动大军,用八天时间完成对方以为至少需要一个月的路程,兵临城下。最终,孟达尸身被“传首京师”,在洛阳的“四达之衢”烧成了灰。

司马懿征伐辽东公孙渊时,手段更是毒辣。为了树立威名,司马懿在确信自己有把握吃掉对方时,连投降机会都不给对方。公孙渊派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两位老臣前来求和,司马懿竟以两人“老耄,必传言失旨”为由,加以斩杀,同时发出檄文,要求对方再派“年少有明决者来”,公孙渊无计可施,只能另派年轻些的侍中卫演,前来商定送人质的日期。司马懿又换了套说辞,煞有介事地正告道:“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又拒绝了对方送人质的乞求,放手进攻。最终,公孙渊战死在梁水边,司马懿大获全胜。

司马懿入城后,高举屠刀,“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所谓“京观”,亦名“武军”,是一种野蛮的耀武方式,即用泥土夯实尸骸,在路边筑成恐怖高台,显耀武功,震慑他方。古语“坑”亦同此义,非指活埋。“京观”与“坑”的区别在于评价上的褒贬,而非方法上的差异。泯然于“处决”与“屠杀”之别,以屠戮代替正法,是古人常见的认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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