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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乾隆为何拜谒朱元璋陵寝

时间:2017-06-08 16:50:07分类:演义趣闻来源:中国历史网

康熙乾隆为何拜谒朱元璋陵寝

有明一代,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备受尊崇。每岁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国之大事,均需遣勋戚大臣祭告。明清鼎革之后,明孝陵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康乾年间,康熙南巡,6次遣官拜祭,5次亲往谒陵;乾隆6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人祭拜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可谓优渥有加。被时人誉为“礼文隆渥,踰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康乾二帝何以对前明君主推崇备至,值得思索。

康熙乾隆为何拜谒朱元璋陵寝:宣扬天下夺自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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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孝陵是正统地位的象征

清朝入关伊始,就十分重视对明孝陵的维护。顺治元年五月,全国局势未稳之际,摄政的睿亲王多尔衮就“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顺治二年五月初,豫亲王多铎平定江南,本月中旬进驻南京城,二十七日就“谒明陵,命灵谷寺僧修理”。七月,又“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到达金陵,即亲往孝陵拜祭。“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其谒陵态度之恭敬,礼数之尊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据说“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古以来,祭祀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明室覆亡前,对孝陵的官方祭祀,理所当然是由明皇室主持进行,而现在却由清代皇帝取而代之。祭祀主角的转换,其实暗合了江山易主的历史现实,亦即表明了正统地位的转换。这恐怕是多铎亲王、康熙皇帝祭拜孝陵时,所要向世人表述的第一层含义。

其实,孝陵被用作正统地位转换的象征,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过那时还只是朱家内部轮换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但当礼毕后,百官再次“备法驾,奉宝玺”劝进时,朱棣没有再做过多推辞,最终登上皇位。与其说是事不过三,不如说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极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统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所以,在后人撰修的《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相当简洁:“己巳谒孝陵,遂自立为皇帝。”而明人章潢的《图书编》,则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诸王上表劝进。燕王命驾将入城,学士杨荣迎驾前日:‘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燕王悟,遂谒孝陵。”由此可见,明孝陵在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清朝的帝王是看得相当明白的。乾隆皇帝就有《明太祖陵》诗,云“金川不守景隆城,叩马壮哉御史楹。先谒陵乎先即位,杨荣却异姓连情。”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白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于是,在南京拥立新帝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时间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涝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东林党人力主潞王;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则主张桂王,各方势力纷纷登场。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终平息了这场明争暗斗。祭陵后的第三天,福王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孝陵在这场即位之争中,再次成为了正统地位的象征。

当然,清代的皇帝是没有必要先谒孝陵再即位的。但康熙至陵前的拜谒,与燕王、福王的祭拜在实质上是有其相似之处的。都是要通过谒陵这一形式,昭示天下,所不同的只是昭示内容而已。清帝要向明代遗民表述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义军相抗也好,拒不出仕也罢,官方祭祀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了爱新觉罗氏的手里,这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了。

通常情况下,清帝在谒陵之后,紧接着的一项活动就是临幸演武场阅兵,这是耐人寻味的一点。比如康熙皇帝在6次南巡中,共进行了5次阅兵,其中3次都是在谒陵的当天,2次是次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第4次南巡,巧合的是,那次他也没有亲往祭陵。对此,《金陵通纪》等均有详细记载。如果说乾隆皇帝南巡时的阅兵,已经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的成分居多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康熙帝的阅兵,其用意就要深远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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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审视清帝的谒陵,就会发现其行为本身的针对性是相当强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谒陵的遗民们。清帝的谒陵,尤其是前期康熙帝的祭拜,据说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从者数万人”,观者如堵,声势浩大;而其恭敬谦卑的做法,更被誉为“足超轶百代”。由此,不难想象清帝谒陵在江南社会起到的轰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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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清代君主对明太祖的高度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肯定了明太祖,其实就是肯定了明代,特别是明代的典章制度;而肯定了明制,就是肯定了与之相因袭的清朝自身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这层含义上推而广之,也就不难理解康乾南巡时祭拜孝陵礼数之优渥、态度之恭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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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清帝历次谒陵的祭文中,更是不厌其烦的阐述其“继统”而非夺位的身份。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遣大学士冯铨祭告孝陵的祭文中,就说道“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首先,强调明代的灭亡是“国祚已终”、气数已尽;其次,申明清军入关击败李白成的农民军,是“驱除逆寇”,既为明代报了深仇大恨,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由此推之,则明清易代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了。康熙帝在其谒陵后所作《过金陵论》中说:“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不仅再次强调农民军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而且强调南明政权的无能与非法。因此清代才会“受天眷命,绍缵丕基”。乾隆帝在其拜谒明孝陵时所作的诗中,说得更为直接:“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困危致允升。”一言以蔽之,阐述清朝的正统与继承的合法,是清帝谒陵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时候,祭文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宣讲书;而明孝陵,则成为一个绝佳的宣传平台。而事实也证明,这种委婉而巧妙的政治表述,比之前的军事杀戮更行之有效。

四、结语

三百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审视清帝祭拜明孝陵的举动时,应当肯定其积极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清帝的谒明陵是其统治方针转变的一个缩影,政策上由入关之初的军事杀戮、强力镇压向诉求文化认同、消弥民族矛盾的转变,很好地笼络了人心,并进一步稳定了全国局势,特别是在当初反抗最为激烈的江南地区。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曾经作为故明象征的明孝陵,在文人笔下逐步地转变为吊古鉴今的所在。“山河故国事全销,黄屋青丘锁寂寥”,面对孝陵,人们更多的感受是对王朝更替、时代兴衰的感慨。“怅望寝园今寂寞,橐驼秋牧孝陵烟”,透露出的已经是历史的落寞和时人的闲散;“寒云无恙锁松楸,共道兴朝礼数优。仍遣中璫趋享殿,不教牧竖践明楼。”此时的士人们主要做的,已经是对本朝和当今皇上的歌功颂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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