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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对书吏下最严整治令是什么

时间:2017-06-08 10:52:02分类:演义趣闻来源:中国历史网

雍正皇帝对书吏下最严整治令是什么

所谓书吏,是中央与地方衙门中,专门负责文书处理与档案收存人员的总称。他们多是科举落第的知识分子,虽无官的名分,却行使着官员的部分职权。康熙帝晚年,“政宽事省”“无为而治”。诸多官僚作威作福、腐化愚昧、不视政事,只依靠幕友和书吏办事,以致吏治废弛败坏,各衙门书吏“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夹私诬罔,贿赂行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对书吏队伍中的这种腐败情弊,雍正帝曾尖锐地指出,官衙书吏“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清世宗实录》),已严重败坏和妨碍国家的行政。因此,在他即位后,针对部院衙门的书吏进行全面清理整肃。

雍正皇帝对书吏下最严整治令:禁止需索讹诈和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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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令革除“部费”

“部费”,是中央部院的书吏向地方公开索要各种小费的俗称,上下皆知,公然行之。以兵部为例,据档案载,仅陕西兴汉镇(今隶属安康市)的兵丁,每年就要摊派凑银300两,作为到部办事之用,其中庆贺表笺诸事每年送部费40两,呈报册籍诸事每年送银24两,这些已成定例。

雍正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雍正八年(1730)三月颁谕指出:兴汉一处如此,则各省与此处相类者亦必不少;兵部书吏如此,则其他部院衙门收取部费者亦定是大有人在。“此皆内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饱私囊。”“着通告各省营伍,若有似此陋规,即严行禁革。如部科书吏人等仍前需索,或于文移册籍中故意搜求,着该管大臣等具折参奏。”(《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严禁需索讹诈

刑部衙门专司刑名,人命攸关,“部中奸滑胥役,得以操纵其事,暗地招摇”。收到好处费的,则援引轻例,有的甚至将地方督抚的补参咨文沉压下来,暗中潜消其案,求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收到好处费的,虽然督抚声明情有可原,应予宽免,其胥役仍欺隐蒙混,不准邀免。这样,刑部胥役几乎把持了这类补参案件,其标准就是以是否收到好处费来定能否宽免。为根除这一腐败弊端,雍正帝颁谕:嗣后三法司会议案件,凡有行令补参者,督抚咨文到部,其或处或免作何完结之后,令刑部知会画题衙门,公同刷卷,“如此,则胥役不得萌逞故智上下其手矣”。

就刑部书吏的勒索舞弊问题,监察御史耿大烈在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具呈的一道奏折中谈到:充军流放人犯,例可赎罪者,由刑部查明所犯情由奏闻,请旨定夺。然而,刑部“不法书吏竟敢任意作奸,或称具呈有费,批呈有费,以及查对原案具奏先后迟速之间,百计勒索讹诈”。雍正帝据耿大烈所奏,指令刑部各官“严禁书吏,不得借端需索”。

书吏不得主稿

书吏作弊,还往往在援引案例上做文章。清朝刑罚,律无明文的多比照旧案。由于例案多变,办案人员可以随意比附,而且藉此还可以推卸责任,于是书吏便往往从私利出发,断章取义。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朝刑部书吏在查阅文书档案提供例案时,“往往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即以所断罪承之。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或避轻就重,或避重就轻,高下其手,率由此起”。

针对这种情弊,雍正十一年三月,刑部右侍郎觉河图具折指出,刑部衙门责任重大,一切“稿案”自应由司员主稿,不得假手书吏,致滋弊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常常是司员酌定主意,而叙稿成文却出于书吏之手,致使书吏得以舞文弄弊,作奸犯科。为此,觉河图奏请:“嗣后各司一应档案,仍令各司主事稽查”,满汉各官“亲自主稿”。(《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帝对此表示赞同,谕令照其所请实行。

雍正皇帝对书吏下最严整治令:禁止需索讹诈和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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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增删案卷

清初旧例,各部院衙门司官升迁调转,其所掌管的案卷新旧交接时,一般是在案卷的封面上注明司官姓名,接缝处或标“封”字,或用司印,没有统一的规定。制度上的漏洞,给掌管案卷的书吏进行徇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常有增删案卷的事情发生。

雍正帝就此于元年三月颁谕各部院衙门:“收贮案卷,封禁虽严,而翻阅查对,不能脱书吏之手,盗取文移,改易字迹,百弊丛生,莫可究诘。嗣后司官迁转,将所掌卷案新旧交盘,各具甘结,说堂存案。”一个月后,雍正帝又进一步指令:各衙门案卷,“有添写处,亦用堂印。并设立印簿,开明年月、用印数目、用印司官姓名。如此,则无腾挪之弊,卷案亦按簿可查。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此谕令从制度层面上严格约束了管理档案的吏员。

禁止书吏馈送

雍正帝认为书吏“狡猾性成,或以小忠小信趋奉本官,得其欢心”。为此,他严禁各部院司官书吏向堂官馈赠送礼。

雍正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雍正召见各部尚书、侍郎,当面指出:“部院事务,每有本衙门堂官为司官书吏所蒙蔽,不能尽知。”同时更谈到,各部院的司官书吏为往上爬,往往向堂官送礼,他说:“即使所馈无多,而一经收受,则举劾之际,不无瞻徇牵制。如其人果属可举,而曾经收受馈遗,则虽公亦私,转滋物议;如系不堪之人,因平日受馈,情面难却,或姑为容留,或滥行举荐,必致贻误公事,有违国家澄清吏治之大典。”因此,雍正帝明令禁止部院堂官收受司官书吏的馈送。

雍正皇帝对书吏下最严整治令:禁止需索讹诈和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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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长期任职

雍正帝注意到,在各部院供职的书吏,时间一长,便会在衙门内、在京城结下关系网,容易徇私作弊。为此,他规定,部院衙门的书吏必须五年一换,期满不得再留。

上有禁令,下有对策。书吏们不能在本衙门继续留职,“役满之后,每复改换姓名,窜入别部,舞文作弊”。有的则“盘踞都中,呼朋引类,遇事生风,影射撞骗,靡所不为”。有鉴于此,雍正帝又多次颁发谕旨,查拿这类书吏。他命令“都察院饬五城坊官严查访缉,其有潜匿京师及附京州县者,该地方官定以失察处分。有能拿获者,以名数多寡,分别议叙”,“严禁缺主、挂名、冒籍、顶替”之徒混充官衙书吏。由于雍正帝对中央机关书吏的大力整顿,“奸徒渐知敛迹,部务得以整齐”。乾隆帝登基后,还特地重申,沿用其父这套管束书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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