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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妓游" 由此判定他风流好色公正吗?

时间:2017-06-01 12:36:17分类:演义趣闻来源:中国历史网

苏东坡"与妓游" 由此判定他风流好色公正吗?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东坡“与妓游”是风流好色吗

近日读一篇摘编刘达临《孔子与性文化》的文章《唐宋八大家大多风流好色》,文章讲,“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与曾巩,虽然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文章千古流传,人们读了他们的诗、词、文章肃然起敬,可是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分析,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很风流、好色。其中讲到我们敬爱的苏东坡先生,觉得有话要讲:苏东坡真的风流好色吗?

苏东坡“与妓游”由此就断定他风流好色公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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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说,苏轼私生活的浪漫是出了名的。文章举例《挥麈录》:“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行骑过,实一时盛事也。”正因为有这种生活情趣与经历,苏东坡写过不少旖旎、缠绵、香艳的描写男女之情的诗词,其中也不乏佳作。其实,对苏东坡与名妓交往之事,历史上不少文献也均有记载。明代著名学者陶宗仪的《名姬传》记载较为详尽,与苏东坡有过交往的有名字记载的名妓有王朝云、秀兰、周韶、琼芳、琴操、马娉娉等。

然而,由此就断定苏东坡风流好色,似乎不太公正。我认为,还是清代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一书中所言:“东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的评语较为公正。

关于苏东坡“与妓游”的传说,多发生在多姿多彩、美丽浪漫的杭州。林语堂先生曾说过:“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绝不躲避。”苏东坡参与的西湖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他的挟妓游湖,都是同官衙僚属同游的。如林语堂说的那样:“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

苏东坡“与妓游”由此就断定他风流好色公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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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一是世风使然。瑰丽的宋朝以其妩媚的魅力超越汉唐,在赵匡胤崇尚文人治国的国策指引下,形成了宋朝表面发达、文盛实衰的国风。在此国风醺然下,宋朝的妓女业十分发达与活跃。按市场需求,有“官妓”、“市妓”、“私妓”之分,其中“官妓”最为人们所仰慕,他们不只相貌出众,而且才华出众。林语堂说道:“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

二是文风使然。在宋词发展繁荣中的过程中,歌妓起到了发挥词的功能、促进词乐结合、推动词的传播等作用。宋词在中国以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当时一批高级“名妓”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她们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林语堂讲:“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阃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由此,文人与歌妓关系密不可分,便顺理成章了。

然而,即使如此,林语堂说:“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五灯会元》中载有苏东坡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的佳话,引起后世文人郁达夫兴趣,结果害得他专程到杭州看完八卷临安志,未见东坡琴操一段情。

说苏东坡风流好色一文还举苏东坡“春娘换马”一例来指责苏东坡,称苏东坡竟答应用婢女春娘去换朋友的一匹马,以致春娘以头撞树而死。诚然,宋代不乏把女子作为自己遣兴、抒怀、发泄、娱乐工具之文人,但苏东坡是否是这类文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研究指出,“春娘换马”典故出自明末冯梦龙编的《情史类略》,冯梦龙又从明朝人钟惺编的《名媛诗归》抄来的。学者查阅宋元明清有关苏轼的笔记、传记及关于苏轼的论文,尤其是写他家庭姬妾、歌姬诗词的文章,没有这条记载,说明此事没有可信度。相反,根据史料记载证明,在同时代的文人中,苏轼是最尊重女性的,包括歌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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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研究史料说,有两个与苏东坡特别亲密的女人,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伴随他度过了艰难而又幸福的岁月,成就了一段爱情佳话。再如,现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他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花女”。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林语堂还说:“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苏东坡写歌妓的词和柳永、欧阳修、黄庭坚的同类词进行比较,品位高下立判。苏东坡所有写歌妓的词,都是赞美她们的美丽、聪慧,舞姿的轻盈,歌喉的清越,绝无“浮艳”成分,相反地,常有一种关怀爱护之情。前人说苏轼有伯夷、柳下惠之风,诚非妄语。同时,苏东坡还在文人中享有“重友轻色”美誉。《茶余客话》说苏东坡:“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女妓,丝竹之声,终日不辍。有数日不接一谈,而过客私谓待己之厚。有佳客至,则屏妓衔杯,坐谈累夕。”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中也谈到苏东坡的待客之道,说他招待客人之时,如果不喜欢此人,就请歌妓唱歌劝酒,用丝竹之声聒噪耳朵,终席不和此人交谈。如果遇到喜欢的朋友,苏轼就会摒去声乐侍女,杯酒之间,终日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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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如何对待古代文人的态度上,今人总有些偏颇,缺少时代背景、文化习俗尤其是人性人格等主客观因素的剖析。还是林语堂先生讲得好:“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看过《品中国文人》作者刘小川的一段话,是颇有见解的:“苏轼与女性,值得认真研究。有些史料称苏轼‘心不昵妇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唐宋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钟情优美的女性,但苏东坡和白居易、欧阳修、晏殊父子及柳永、张先有明显的区别。依我愚见,唐宋文人和女性不可须臾分割的紧密联系,应当进入严肃的历史学者、文学史家们的视野。揭示生命的本质与发现历史的规律,也许是同等重要。”博友,你意下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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