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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清朝那些吃货: 大学士纪晓岚到底有多能吃?

时间:2016-07-25 10:31:32分类:演义趣闻来源:中国历史网

盘点清朝那些吃货: 大学士纪晓岚到底有多能吃?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数千年来,人们饮食变化其实不是很大。从饮食来讲,清代饮食主要有三个差异:民族差异,地区差异,贫富差异。就其主要情形而言,主要包括主食、副食和饮料三大类。这里,我们来说说清人饮食的趣闻。

先从纪晓岚的吃说起。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通过近年影视剧的戏说和各种媒体的传播,已经成为今天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他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谥号文达。有清一代,象他这样,历事三朝,盛名一时的文人,并不多见。一般介绍纪晓岚的文章,都要提到的是他的学术成就,如他主持修纂了中国文化史最大的一部类书——《四库全书》,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影响深远,及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博大精深等等。当然,对于纪氏,现在流行的说得最多的还是他的风趣幽默。我们这里要说的倒不是纪晓岚一生的为官与治学,我们来看看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说说纪晓岚的吃。

一般印象中,以为纪晓岚既是一位著名文人,当然是一付文弱书生的形象,其实不然,记载中的纪氏却是一个身材魁伟的粗壮汉子。在饮食方面,他也与一般书生大异其趣。清人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十中这样记载纪晓岚:“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见称于世者,惟晓岚宗伯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澹而雅,人争服之。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粒,真奇人也。”年纪到了八十岁,仍能近女色,每天食肉达数十斤之多,而且常年不吃一粒谷子,难怪要说他真是一位奇人了。与他纪晓岚同朝为官的协办大学士英和曾看到他吃饭的情形:到了吃饭时间,仆人捧上来烤肉一大钵,约有三斤左右,纪晓岚一面与人说话一面大块吃肉,不一会的时间,肉已吃完而吃饭的事也就结束了。(事见《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109-110页)平时的饮食中,纪晓岚基本不吃米饭,面食或偶尔一吃,主要食物就是肉类。请客时,纪氏“肴馔亦精洁”,但作为主人的纪晓岚只不过举举筷子请大家吃,而他自己“只肉一盘,熬茶一壶耳”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六,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05页)。纪氏饮食的另一特点就是平居之时,零食从不离口。他只要在家,案台上必定陈放各种干鲜果品和榛子、栗子之类,“时不住口”。由于人们对纪晓岚这种特殊的饮食习惯无法解释,就传出了纪是火精托生,也有人因他常年吃榛、栗之类,认为他是猴精转世。

其实,北人食肉,南人食鱼,无足为奇。纪晓岚生性好动,又多从事编书、写书的脑力劳动,能吃肉亦属正常。但一顿能吃数斤,一天能吃十数斤乃至数十斤,就令人称奇了。不过,在肉类中,这个纪晓岚也有不吃的东西,就是一生不愿吃鸭,他自己说鸭子这东西,就是再好的厨子来做,也难免有腥秽之气,难以下咽。鸭子虽然不吃,却写了一首诗来说明:“灵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树。海棠倾国姿,杜陵不一赋。”意思是说,芳草虽然很滋润,但还是不及梅树,海棠有倾国的姿色,杜甫却从未为它写过一首诗,暗喻鸭子虽然不错,但我就是不喜欢吃。后人评价说,纪氏虽然不吃鸭子,但以梅花一类美好的事物来与鸭子作比,“而鸭之幸固已多矣”,也算是饮食史上的一件趣事吧。

纪氏算是能吃的了,但清代如此食量的名人却也并不少见。这里就来说说吃多与吃少、吃荤与吃素的故事。

清·钱泳《履园丛话·旧闻》卷1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旧时,官员们上朝,要早早地起床赶往宫中,那么吃饭的问题怎么办呢?有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吃法:大学士徐乾学是个有名的能吃的家伙,每日早朝,他要先吃上实心馒头五十个、黄雀五十只、鸡蛋五十个、酒十壶,这样下来,就能保证一整天不饿了。细想想,不说那个馒头有多大,只说五十个鸡蛋加上黄雀和酒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的。可偏偏有人与他截然不同,与他同朝为官的大学士张玉书每天也一样上朝,此人生得“古貌清臞”,瘦骨嶙峋,每天上朝前只吃土豆两片,喝清水一杯,也可以保证一天不饿。查有关历史传记,张玉书卒年为七十岁,在当时也可算长寿。而徐乾学活到六十四岁,在当时也属正常。大约此等饮食多少、荤素,与个人需求量有关,并不过分影响健康。

纪晓岚一生食肉,活到了八十二岁,同样在乾隆时为官的大学士陈士倌,一生茹素,每日只吃一小碗饭或吃几颗莲子,也活了八十一岁。陈世倌就是清史上著名的海宁陈家出来做官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把他家与乾隆帝的身世联系,不过是小说家的附会之说。此人一生为官,堪与纪氏相提并论。陈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授庶吉士,后官至大学士,历事康、雍、乾三朝,为官近六十年。与纪晓岚相类似的是,他也是多次主持科举考试,“门生故吏遍天下”。而不同的是,他“生平崇节俭,讲理学”。在乾隆时期,他任大学士达十七年。他有一个特点,每次在皇上面前说到民间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反复唠叨,甚至哭泣。每次看到他这个样子,乾隆帝往往笑着说,“你又来为百姓哭泣啦”。这位常常为百姓请命的大宰相,每天吃些什么呢?历史记载说:“每日不过饭一瓯,或啜莲实少许,即可度一日”(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1,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5页)。到乾隆二十二年他致仕退休时,已经八十岁了。所以后人写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信寿算不在饮食之多寡也。”活得年龄大小,与饮食多寡关系不大。

清代读书人中能吃者甚多,也有许多关于这类事的自我辩白:“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饭,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读得书?壮哉斯言!精神可想见矣”。(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中华书局,1957年7月版,第68页)这话当然是豪言壮语,但也有因为多吃而得病者,我们再来看两个好吃佬:

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记载了这样两个能吃之士,一个是乾隆间当过礼部尚书的曹秀先,死于乾隆四十九年,终年七十七岁,称为当朝第一善啖者,就是第一能吃的人。据说曹秀先肚子很大,肚皮上有不少折皱,他平日把这些折皱叠起来,用一根带子束住,到吃饱时,再依次把这些折子放开来。那时,逢年过节时,宫中往往赐以肉食,有些人知道老曹爱吃肉,就把得到的肉类转赠给他,曹也不客气,都放在自己的轿子中,把整个轿仓都装满了。回家的路上,曹把羊腿等取来放在扶手上,用刀一片片地割而食之。一路走下去,到回家时,轿仓中的肉也吃得差不多了。曹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曾有“微臣善于吃肉”之语,说的也是一句大实话。

另一个能吃的人叫达椿,字香圃,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后期任礼部尚书,死于嘉庆七年。从乾隆二十五年起为官,在官场上活动了四十多年,由于不依附当时权臣和珅,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屡起屡仆。此人家里很穷,家里买不起好吃的,实在馋了就买四五斤牛肉来,略为煮一煮,大嚼一顿。大概当了高官以后还是没能去掉老习惯,仍然好吃肉,此人平时为人极儒雅,到见了有肉吃时,就象猫见了老鼠时一样,喉中呼呼作响,弄得同席者都不敢下筷子。当时京中风俗,过生日时亲戚们往往以烧鸭、烧肉相送,达椿当上高官后,人们在他过生日时送来的肉不少,这一天,他只取烧鸭,切成方块,放在簸箕中,拿手抓了来吃,“为之一快”。晚年时,有一次得了伤寒刚刚好,皇上问他还能不能吃肉,他自然是回答能吃的,于是皇上赐以肉食,不想竟因此大病而死。

姚元之所记的这两个善啖者,是乾隆间两个有名的能吃之人,其他笔记中对此二人也多有记载。其实,有名的能吃者还有不少,试举一二:

嘉、道间名臣孙尔准,江苏金匮人,翰林出身,官至闽浙总督,在福建兴利除弊,官声极佳。此公年轻时就身体肥胖,夏天怕热,就用一口大缸贮满井水,浸在水中,自得其乐。他的食量说起来也有些惊人,平时吃鸡蛋馒头超过一百个(这馒头即使是很小,也很惊人)。一次他到泉州阅兵,当地官员给他准备了馒头一百个,花卷一百个,加上一品锅内双鸡、双鸭,他一顿风卷残云吃了个精光,而后大发感慨:“我这次到两个省阅兵,只有今天到了泉州才吃了一个饱”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168页)。

道、咸时期有个叫寿于敏的老学究,在汤溪县做个管教育的小官,能吃能走,年过九十岁了,“视听不衰”。他在当地很有人缘,老人小孩妇女都认识这位“寿老师”。他也诙谐,喜欢跟人开开玩笑。由于他年纪大了,一般府县考试都不叫他去监考。咸丰初,他已经九十二岁了,府学的考试忽然命令他去监考,这位寿老师闻命大喜道:“太尊大人还知道我尚属有用之材,不是全废之物。”果然认认真真地在那监考,堂上正坐一整天,连歪都没歪一下。一次,两个官员强邀他一同饮酒吃肉,二人一姓陈、一姓蔡。他每喝一大杯酒,就吃一大块肉,九十多岁的寿于敏竟然一口气喝了三十多杯。站起来笑道:“当年孔夫子困于陈、蔡,饿得要死,我今天困于陈、蔡,饱得要死。古今真不相及也!众人听了大笑”。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171页。)

说到食量最大者,以笔者见闻所及,还是要属前面提到过的康熙时的徐乾学。此人在京中当官数十年,无人能与之对垒。这一年他要退休回乡了,他的门生弟子设宴为他饯行,想看看这位徐大司寇到底能吃多少。他们准备了一个铜人,徐每喝一杯,就倒同量的一杯到铜人的肚子里,其他菜肴也同样。吃到后来,铜人肚子满了,拿出去倒换了几次了,而徐乾学仍饮食自若。(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33-34页。)

这些饱食之士大多活到比较高的年纪。与之相反,有人每日所食甚少,也活得年过八旬。道光时一度当过两江总督梁章钜有位老师名戴均元,八十多岁了仍很健康,梁章钜有一次偶然与他谈到吃多吃少的问题,戴高声说:“人需要吃饱吗?”意思是人没必要吃得太饱,这位老寿星每天早起吃精粥一大碗,到近黄昏时再喝一杯人奶,一天中不再吃别的什么了。据说他家里长年养着乳娘,到没奶时再换一人。(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7,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44-145页。)

戴均元高寿,活到了九十五岁,可能与他这种饮食方式有些关系吧。此公的节食少饮与纪晓岚的多吃恰成鲜明对照,而二人都高寿。看起来,人的健康长寿,与饮食的多少并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要在因人而异,各取所需就行了。

与古代社会其他历史事项一样,留下记载较多的也还是社会上层的故事。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清代鼎盛时期,国土面积达一千二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土中,人们的饮食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清代,各地也有不少奇特食俗,如食蟹,在南方早已普及,在一些内陆省份则较为罕见,而广东、广西地方久有食鼠、食蛇之俗,其他地区未免视为异类;吃河豚,江南地区古已有之,清代仍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浙江桐乡等地食秋鸟,湖北汉阳府食鹅掌,黄河沿岸吃黄河鲤等,都各具特色。清廷统治者来自关外,以鹿尾、熊掌之类为美食,颇具民族与地方特点。而统治者强征各地特色食品,如清前期承前明旧制,令江南等地进贡“鲥鱼”等等,则以口腹之欲,增加百姓负担,成为清代苛政之一。就一般人民而言,清代各地饮食差异主要表现为南北地域差别和民族的差别。徐珂《清稗类钞》所载:“南人之饭,主要品为米,盖炊熟而颗粒完整者,次要则为成糜之粥。”即江淮以南之地,以米饭和粥为主食;“北人之饭,主要品为麦,屑之为镆,次要则为成条之面”,即北方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以大米为主,可见今天中国人饮食差别的基本格局在明清时即已定局。另一方面就是民族差异,如游牧民族多以奶制品和牛羊肉为主。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中,饮食文化的互相影响也十分明显。

饮食方面的习俗交融与变化,折射出社会生活变迁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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