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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中改革者自身的失误

时间:2017-06-14 13:59:39分类:文史百科来源:中国历史网

戊戌变法中改革者自身的失误

古今变法,都一定会触及既得利益。因此一定会遭到依靠旧制度不合理之处寻租的既得利益者反对。如果改革者的策略不对,也有可能遭到不是依靠寻租、而是依靠公平竞争获得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寻租和非寻租既得利益者的联合反对,很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我国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以为今鉴。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分析过。通常的说法都是归于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袁世凯的告密等。但对于改革者自身的失误分析比较少。象戊戌变法这样在民族危亡时刻展开的全面改革,有反对者是很正常的。改革的成败,关键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因势利导。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改革者自身有哪些失误。

其一,变法没有顶层设计,事情想得太简单、太急于求成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一生仅仅面见过一次光绪帝。光绪帝向其抱怨反对势力强大,自己没权等。康有为对光绪帝强调三点。一是坚定变法决心,必须变法,全变,大变,不能枝节之变。二是变法的美妙前景,“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于反掌间耳”。三是针对皇上无权的情况,“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对于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缺乏商法、民法的传统,对于如何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和依靠力量,如何用增量带动存量改革,改革的分步展开都没有冷静的思考和系统的设计,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改革是改错,一般不到生死攸关的绝望关头,政治势力没有断然改革的勇气,但面临绝境的改革却为改革布下了地雷阵和万丈悬崖的陷阱。改革的绝境环境,使得改革的主导者不能犯大错。一旦稍有失误,反对者就将以失误作为攻讦的口实,观望者却以之为退缩的砝码,改革者也难确保自己的信心。这时刻,不仅需要康有为鼓励光绪帝壮士断腕。更需要以其为首的维新派妥善安排全局、步步理性的谋篇布局、通盘规划;还要有吸纳各股势力、化干戈为玉帛、杜绝兄弟阋墙的内部损耗的胸襟与气魄。但是客观地说,这些必要的功课维新派并没有做。自公历1898年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期间共计发布变法诏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指出:“他们把足够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当时大部分地方对于光绪帝的政令都没有忠实执行。但是就连忠实执行皇帝政令的湖南省都跟不上变法的步伐。

光绪帝

其二,不懂得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以光绪和慈禧的关系处理为例,当时的权力结构是帝—后结构,光绪虽然是合法的皇帝,但他不仅仅是没有实权,关键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慈禧虽然已经归政,但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朝中大臣多是她的亲信,实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慈禧手中。不管维新派是否愿意,这就是现实。光绪如果能够承认现实,处理好与慈禧的关系,利用慈禧的政治经验和在大臣中的威望,实际上可以增加变法的胜算。在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光绪痛哭流涕,慈禧曾安慰皇帝说:“苟可致富强者,尔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在争取慈禧支持变法之前,按理应该母子俩互相敞开谈一下,取得彼此的谅解和支持,也适当地宽慰慈禧归政后感觉被冷落的心理。但光绪很不策略地请庆亲王奕劻转述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如太后不同意变法,我愿退让此位,不敢做亡国之君”。当时国家危机重重,光绪这样说实际上是在以撂挑子为要挟,激化矛盾。慈禧恶狠狠地说:“由他去办,事办不出模样,再说。”这实际上是把慈禧推到了变法的对立面。以致变法开始第5天,慈禧就命宠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掌握京津一带兵权;规定今后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向皇太后上折谢恩;将帝党核心人物、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削职为民。事实上慈禧要的是权,并不是反对变法图强。在亲手扼杀了戊戌变法后的两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颁布新政上谕,清末新政在慈禧亲自推动下启动。但可惜的是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改革的窗口期已经过去,民主共和的大幕已经拉开,这是后话。

其三,康梁与光绪主导的维新事业除继承洋务实业改革外,更强调体制的变化,这是对的。但维新事业的体制变革,重在除旧而非创新,重在存量而不是增量,或因为时间的关系未能充分展开。但维新大刀阔斧式的除旧改革,一下子触犯了社会各阶层太多的既得利益。如裁官、裁军;满人自谋出路;废八股,改策论等。“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摘自《梦蕉亭杂记》)。再拿科举考试废八股来说,自明代以来就一直有此论。但不见得在变法伊始就做。康梁将其作为重要改革措施,曾激发上下愤怒。赶考的士子们应该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是依靠苦读书公平竞争出来的非寻租既得利益者,应该是变法所应争取的主要支持群体之一,但由于这项改革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士子们曾手拿大棒围在梁启超家门口,声称要打断梁的狗腿。

其四,没有扎实建立改革的依靠力量。戊戌变法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而东邻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

其五,私心太重。欲借外国之力,达到一己之私。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年 “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由康有为起草,以掌印御史宋伯鲁名义向皇帝上书的奏章说得更加详细:“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我宗社。”此等亡国之策,其荒唐程度,已无需多言。康有为之所以如鬼迷心窍般积极推进此事,乃在于幻想借外力挤入核心决策层。之前,他已先后尝试通过“开制度局”、“开懋勤殿”等手段来架空朝廷既有的军机处、六部衙门以及地方督抚臬司,但均告失败。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还是维新派自身没有练好内功,私心太重。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愿当今的改革者们汲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谨慎地规划改革路线图,建立改革的依靠力量和统一战线,坚持发展增量并以增量渐进地带动存量调整,大家一起努力,为中华改革航船顺利度过改革深水区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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