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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时间:2017-05-24 09:10:55分类:文史百科来源:中国历史网

大明王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导读:俗话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有史家回答说,宜从明史说起。为什么别的朝代不提而偏偏提明朝呢?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发展到明代,各个方面已臻于成熟,最具代表性。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里对明朝的评价就颇高,他用一种近乎仰慕的口吻写道:“从1368年到1644年的明代是人类历史上政府有序、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以致1644年至1912年在外族的清朝统治时(政治制度)又基本没有改变地保持了二百六七十年。”

然而,古代帝制发展到明朝,虽然表面保持了稳定,国家呈现出一片和乐融融的盛世之景,但华丽的旗袍之下,覆盖的全是跳蚤。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提出的著名论断至今还常常被人提及。在黄仁宇眼里,明朝政治犹如“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政治上层的文官集团,好比一块大而无当的长面包;底层散乱无序的农民阶层也是一块长面包。这块硕大无朋、随时可散架的制度面包,却是靠尊卑男女老幼的道德勉强维系着。此乃中国封建政治的稳定基础,也恰恰是其潜在的危机。

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挑大师的刺,但我总觉得所谓的道德,难免成为肉食者拿来糊弄大众的工具。道德家最擅长的莫过于说一套做一套,人前反三俗,被窝看毛片。道德之下,肯定还藏着什么别的门道。如果确实如黄仁宇所说,剥开明朝“盛世”之皮,底下全是虚浮的道德,那么再进一步剥开道德的皮,底下又将有何物呢?一位名气不太大的业余史家回答说,道德所掩盖的是官场厚黑和权力斗争,并且,他还顺便回答了费正清所说的明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官场权斗”四字。明代上演的一出又一出官场权力角斗,朝臣们整天忙于党同伐异、搞政治运动,精疲力竭之后,自然没有人再有心思打皇帝宝座的主意。

这位史学家叫温功义,他在《三案始末》一书里给读者提了一个醒:谈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问题都到道德为止。恰恰相反,历史上大多数问题,正是从道德开始,顺藤摸瓜往下看,可有好戏瞧呢。温老的观点,大致来说就是:中央政府内的党争表面上看确实有利于权力制衡,稳固皇权,但长期看来,它也为一个政权的覆灭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统天下后最大的心头病就是权高震主的宰相,他为了保全基业,最大手笔的一项就是废宰,把中书省的职能分配给六部,而宰相的职能则被分给了一众阁臣。阁臣们在殿阁里商量的事必须上报皇帝,经由皇帝批准才能执行。这种“制度创新”的确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稳定,但也由此带来了朝廷中的另一大麻烦:由于权力被分散、各部门相互制约,朝臣们抱团结党的风气自此大为盛行,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长期这么搞下来,到了万历年间,朱家王朝的朝廷内已经是派系林立、遮天蔽日的景象了。再看看这帮朝臣,多年积累下来的看家本领并不是处理政务,而是窝里斗。逮着任何一件事他们都千方百计推给政敌,然后群起骂之,彻底把对方批倒斗臭。颇为巧合的是,当朝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宫廷狗血剧的时候,皇宫内接连爆发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这一下,可就把明末的宫廷连续剧剧情推向了高潮。

所谓“三案”,原是指“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个宫廷案件。就事论事来看,三案并无可影响明朝政治走向的力量。简言之,“梃击案”是指万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后被捕一事。“红丸案”则是万历皇帝的儿子光宗病重时,李可灼进献红丸仙丹,光宗服后暴毙的案件。所谓“移宫案”,指光宗死后,妃子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企图居乾清宫,挟皇长子自重,后被逼移出乾清宫之事。它们看似各不相干,但在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政府高层眼里,每一个案件都是大可做文章的政治资本。

拿皇族那点家务事来做政治文章,首先就得搬出“道德”两字。道德是一根棍子,忠奸是一顶帽子,谁被扣了帽,就会惨遭政敌摁住一顿痛打。道德在现实中的化身,便是封建礼法。上到庙堂,下至闺房,明朝所有的事情都要被道德礼法管束起来。当中,也包括了皇帝“下半身”的那点事。万历皇帝极宠爱郑贵妃,却不小心和宫女发生了一夜情,生下长子朱常洛。万历并不喜欢那个意外获得的长子,他更想立郑贵妃生的第三子朱常洵为王储,但他这点心思很快被朝臣洞悉,狗血剧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自古立幼废长不合于礼法,万历的决定亦不例外。朝臣听闻后哄然,不少人拿出了祖宗的道德规劝皇帝。户科给事姜应麟上奏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无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跪求,“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心太软的万历皇帝见拗不过,只好使用拖延战术,对立储的时间一拖再拖,拖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长洛年届二十,朱常洵也年至十六,还迟迟没有结婚。眼看皇子成了“剩男”,万历终于妥协,册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故事到此远远未结束,因为这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主张立长子的传统派、同情郑贵妃的投机派、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以立储为基础,搬弄是非,大做文章,搅得大明朝的后院鸡犬不宁。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三案”源头上在于党争,党争又是由立储的问题所引发,而立储的争执得以发生,直接原因还在于皇帝没能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但皇帝有义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吗?当然没有,全天下的女人理论上都是属于他的,爱谁谁。顺一遍下来,党争问题根本就是无解。

当手拿凶器的张差被法医鉴定为精神病时,拥护太子一派就有人说,这是心狠手辣的郑贵妃派人要杀太子;当没做几天皇帝的朱常洛吃错药暴毙时,又有人散布阴谋论说,郑家有人谋害了皇上……总之是谣言四起,辟谣也四起,人心浮动。满朝文武都在忙着扮演大型宫廷真人秀,没心思治理朝政。而高高在上的皇帝们呢,则是新褡裢换个破口袋,一代不如一代。“明代的皇帝,除去朱元璋和朱棣活得较长之外,寿数都不算高,大多是才过中年变下世了”。有了党争、攻讦不断的朝廷,有了分权的制度,朱家的皇帝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玩女人、玩银子、炼丹、修道……反正什么都玩,玩得骷髅形骸、精尽人亡,就是死都不理朝政。国家至此,可以休矣。

温功义总结道:“三案都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却都不能彻底……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互相勾结,渐成门户。”这道破了中国宫廷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锅六必居酱菜,糊成一片。皇帝腌好菜,群臣放作料,再用道德、党争的棍儿一搅和,成就了大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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