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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是个好皇帝吗?如何客观评价宋仁宗

时间:2017-04-12 09:45:35分类:文史百科来源:中国历史网

宋仁宗是个好皇帝吗?如何客观评价宋仁宗

宋仁宗是个好皇帝吗?如何客观评价宋仁宗

宋仁宗赵祯(zhào zhēn)(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亲是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1018年)进封升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元天圣。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帝位,年仅13岁。初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开始亲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间曾多次更改年号,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刚刚即位以后改年号天圣,后来改年号明道,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号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为: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善于纳谏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例,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因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驾崩去世

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人物成就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但宋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建了和谐的人文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面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反面

王夫之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译: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政治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军事

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遁走,后不知去向。

经济

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文化

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庆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韩琦、范仲淹以拒西夏。并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不久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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