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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不断削弱相权 为何仍出权相?

时间:2017-02-06 21:31:17分类:文史百科来源:中国历史网

宋代不断削弱相权 为何仍出权相?

在古代社会,宰相是仅次于皇帝的重要角色。宋代以前宰相地位颇为尊荣。但有宋一代相权却削弱很多,同时又出现过不少权相,这是值得深思的反常现象。

一、赵宋相权去哪儿了?

唐代本设有三个中央机构(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实为宰相,掌管国家最高权力。

宋代也有三省,但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单独取旨,称政事堂;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之外,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最高命令。

唐代的三省六部制

较之唐代,宋代的相权由此在五个方面产生了弱化——

1首先是决策权的弱化

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一》记载:“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及(范)质等为相,自以周室旧臣,内存形迹,又惮帝英睿,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由是坐论之礼遂废。”

在唐代,所有决策均出自中书门下两省,中书省“定旨出命”,门下省审议副署;必要时三省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议决断。故而,唐代最高命令实际上由宰相拟定,皇帝只是行使同意权或拍板权而已。

自宋太祖以后,不仅废止宰相“坐以论道”的礼遇,而且取消宰相的主动决策权。凡事,宰相只是先写一刮子,提出几项意见,或拟出几条办法,呈送皇帝决定;然后再按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这便是“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宰相再不能主动决策,只是遵命于皇帝。

2其次是军事权的弱化

宋初,宰相的军事权曾被剥夺。涉及军事问题,皇帝只与密枢院长官商议,宰相无权过问。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知制诰田锡上奏指出:“臣闻前年出师,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陈利用、贺令图之辈荧惑圣聪,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义军,札配军分,赵普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也,则罢之可也。宰相可任,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不使与闻者哉!”(《长编》卷30)

可见,田锡对宰相无权过问军事颇不以为然。景德元年(1004),契丹再次大举入侵。真宗没有太祖运二府于股掌之上的统帅能力,对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他需要二府之间的紧密协调,因此,“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长编》卷57)

面临战争威吓,真宗被迫承认宰相“总文武大政”的职权。此后,宰相虽然过问军事,但主导权仍在枢密院。

3再次是财政权的弱化

宋代的财政,由三个司掌管,三司使是最高财政长官,不受宰相节制,直接对皇帝负责。所谓三司,即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

在唐代,司是属于尚书六部下面的二级机构(司局级),接受六部尚书(部长)的领导。必要时,宰相也会兼领户部一个司,如盐铁、度支之类,以便直接掌管财政大权。

而宋代,三司地位大为提高,独立掌管全国的财政,这是有意削弱宰相的职权。王安石实行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将户部、盐铁、度支三个衙门重新整合起来,统一到新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里,欲让财政大权回到宰相手中。

但是,司马光等人极力反对,认为财政应该由三司管,三司失职,可以换人,两府不得侵其事。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制置三司条例司也被废止。

4再是人事权的弱化

历来官府用人,本应隶属于宰相职权范围之内。任用什么人,提拔什么官,这是宰相管辖之吏部的事。

而宋代,在吏部之外,另设考课院。考课亦即铨叙,对官员进行综合考评。考课院后来更名为审官院,又分为东西两院,东院负责选用文官,西院负责选用武官。此外,还设置三班院,专门管理内廷供奉及殿直官。

这样的人事制度安排,导致机构繁杂,政出多门,同时也弱化了宰相的人事权。

5最后是谏议权的弱化

在唐代,台谏均为监察官。台官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其职责是监督宰相及百官,约束行政权力;谏官指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其职责是专门讽谏皇帝,纠绳皇帝的过失。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成立另一最高监察机构谏院,将原本隶属于门下省的谏官分离出来。从此以后,谏官不再是宰相下属,宰相无权任用谏官,所有台官谏官均由皇帝任命。

设立谏官的初衷就是在于纠绳皇帝,而不是纠绳宰相,所谓“谏”是针对皇帝而言的。而让谏官脱离门下省,不再隶属宰相,反过来纠绳宰相,这样就剥夺了宰相通过谏官向皇帝进行规谏的权利。

总之,宋代的相权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宋初宰相范质等人主动做出让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宋太祖热衷于集权。这无疑是出于私心,害怕宰相权力过大,动摇皇帝权威,甚至觊觎皇位。权力这东西也是守恒的,相权被削弱,皇权则加强。

理宗进入暮年,怠于政事,身为宰相的贾似道控制朝政,独揽大权。度宗即位以后,贾似道登上权力的顶峰,其专权程度超过所有权臣。度宗智力迟钝、懦弱无能,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对他言听计从,无可奈何。贾似道每次上朝行臣子之礼后,度宗都要对他回拜,称之为“师臣”,不敢直呼其名。

同所有权相一样,贾似道颇擅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一朝大权在手,便肆无忌惮,贪赃枉法,骄奢淫逸。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一味纵情声色,丝毫没有发挥正能量;他的祸国殃民与为非作歹,直接导致了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

不难看出,上述权相之所以成为权相,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权谋大师,并且遇到昏庸无能或易于掌控的君王。

三、太监专权比宰相专权更黑暗

毫无疑问,在帝制时代君主位于国家权力核心,是维系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在于,帝王并非全知全能的神明,其能力与精力非常有限,所以需要设置百官进行治理,而宰相无疑是治理体系中最关键环节。

贾似道

而宋代刻意削弱宰相的正当职权,使权力配置向君主倾斜,在实际运行中容易造成权力失衡。

一旦国家面临危机或君主平庸无能,擅长权术的宰相就会以不正当手段揽取权力,以不正当手段运用权力,以不正当手段巩固权力,这就是权相得以形成并产生危害的根本原因。

遗憾的是,后世帝王不仅未从宋代削弱相权的恶果中汲取教训,反而更加偏好集权。宋太祖只是削减宰相的部分职权,而明太祖干脆取消宰相职位,把宰相的职权完全包揽。

然而后代皇帝生长在深宫,精力与能力有限,不能也无法承担如此繁重的皇权。因此,明代有不少皇帝嫌麻烦,私下把政务交给身边太监处理,以致让太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于是,魏忠贤、刘瑾、王振等权势熏天的太监层出不穷,俨然主宰着大明王朝的命运。

太监没有文化,但心狠手辣,他们专权比权相专权更为黑暗,为害更大。朱元璋立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遗训终究落空,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必然结出的恶果。

二、过分集权导致权相迭出

宋太祖富有才略,能够驾驭全局,大包大揽并无大碍;宋太宗也是有为君主,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世袭皇位,就未必称职。

过于集中的皇权,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因此容易导致权力失衡,难以保障国家权力有效运行。从徽宗到南宋末期,竟然出现过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致使朝政日益败坏黑暗,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王朝的衰亡。

蔡京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神宗时他支持改革开放变法;哲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起用保守派,他转而投靠司马光阵营;哲宗亲政后,他又投靠重新控制朝政的改革派。徽宗即位后,他投其所好,被重用为宰相。徽宗沉湎于声色犬马,热衷于书画创伤,玩赏花石,兴建园林,却怠于政务,只顾个人享乐,而将国事几乎都交给蔡京打理。

蔡京为相二十多年,独揽大权,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勾结朋党,竭力排斥异己,将官场与社会弄得乌烟瘴气,使北宋王朝陷入空前的危机。

秦桧颇擅长见风使舵,靖康年间他为了欺世盗名,表现出主张抗金的强硬姿态。被金兵俘虏以后,他态度又有了180度大转变,回到南宋便抛售其投降求和的“良策”,正中高宗下怀。

此后,秦桧官运亨通,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旋即擢为右丞相;虽然一年后被罢免,但很快又起用;赵鼎罢相出朝后,他独居宰相之位长达十七年。

在秦桧独相时期,他拼命迫害那些反对和议、主张抗金的官员,不仅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而且还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大臣逐出朝廷。为了控制言路,他还将自己亲信安插到监察百官的台谏机构,使之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

高宗并非昏庸之君,秦桧结党弄权专横跋扈,他其实心知肚明,之所以睁一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是因为他需要秦桧作为自己推行求和路线的代理人。有秦桧出面与金人妥协,他就可以安心做偏安皇帝。有高宗在背后支持,秦桧就可以结党营私。二者相互利用,满足于一己之私,就不想收复中原山河。

史弥远的崛起源于一场阴谋。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金朝来索主谋。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与杨皇后等密谋,派人杀害韩侂胄,将其首级送金请和。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在宁宗朝独相十七年,在理宗朝独相九年。

史弥远两朝专权二十六年,对金采取屈服妥协,对内打压政敌,招权纳贿,搜刮民财,弄得民不聊生。他之所以成为两朝权相,关键是两个皇帝容易被他架空。宁宗(史称“不慧”)颇为愚昧无能,毫无主见,他在位期间,前期受韩侂胄操纵,后期任史弥远摆布,是典型的傀儡皇帝。

理宗出生于民间皇族宗室,原本没资格做皇帝,全靠史弥远在幕后策划与扶植才得以继承皇位。鉴于史弥远对自己有恩,加上他老奸巨滑,理宗不得不韬光养晦,任其把持朝政,独断专行。

贾似道是一个“不学有术”之人,靠姐姐为理宗贵妃这一裙带关系得以入仕,后来凭借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阴险狡诈等权术博得理宗恩宠,从而青云直上,官运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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