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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国家元首汪精卫:国府二把手叛变投敌

时间:2017-01-09 11:39:05分类:文史百科来源:中国历史网

汪伪政府国家元首汪精卫:国府二把手叛变投敌

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武汉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

1938年1月18日,因日方突然增加苛刻的停战条件,国民政府发表态度强硬的声明,汪精卫对日媾和努力宣告失败,终于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主张“不抵抗”险遭暗杀

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真实的汪精卫》一书记载,面对全国讨汪的气氛,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但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

汪伪政府国家元首汪精卫:国府二把手叛变投敌

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此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是两人共同叛国投敌的开始。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一书记载,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开幕式后,除蒋介石外的全体中委合影。摄影刚结束,记者群里跳出一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他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刺客当场被枪击捕获,两天后死于医院。此人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政府对日妥协,本要刺杀蒋介石,因蒋没来,转刺汪精卫。

汪精卫随后辞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职务,前往欧洲疗养。

成为“低调俱乐部”的灵魂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主要行政机关迁至武汉。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再次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前沿,继续坚持媚日“反共”的立场,重新开始他名为“和平救国”实为通敌卖国的努力,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

《汪精卫评传》记载,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毛磊介绍,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几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敌人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他们的“亡国论”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武汉抗战史要》记载,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一再问李“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几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中说,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艺文研究会”的活动

1937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主要机关迁到武汉。1938年初,在汪精卫、蒋介石授意下,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汉组织了一个以反共媚日为宗旨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

陶希圣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艺研会”根据蒋介石“面命”成立,受汪精卫“指导”,宗旨是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还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

《武汉抗战史要》记载,“艺研会”曾指导过几十份报纸杂志,出版了几十种书籍,并在香港设立国际编译社,创办蔚兰书店。

“艺研会”“四大金刚”之一的朱朴在《忆蔚兰书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时间,许多人聚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

“艺研会”成立后,“低调俱乐部”有了自己的话语平台,活动更加频繁,他们的“亡国论”在战时首都甚嚣尘上。在“艺研会”的舆论推动下,汪精卫从鼓吹“和平”转为明目张胆反对抗日。

对日媾和失败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汪伪政府国家元首汪精卫:国府二把手叛变投敌

《武汉抗战史要》记载,12月3日,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

12月5日,汪精卫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次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精卫的“诚意求和”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军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1938年1月18日,中国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走上叛国投敌路

1938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武汉抗战史》记载,1938年2月,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广州沦陷后,武汉的汪精卫等人更放肆地公开讨论“和平”。《武汉抗战史要》中说,汪精卫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当时,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议长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辞。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逃往昆明,经越南河内潜赴上海,走上叛国之路,拉开了汪伪国民政府丑剧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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