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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家族统治下的台湾: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时间:2016-10-18 09:53:36分类:文史百科来源:中国历史网

郑成功家族统治下的台湾: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说到郑成功去世后,台湾由“明郑政权”至“大清一统”的过程,首先要说起的,就是在郑成功过世后,继承他的爵位与事业,以大明朝延平王身份统治台湾的郑经。

比起他那位成了民族英雄的爹,郑经的名声算是小得多。甚至拜《鹿鼎记》等武侠小说所赐,他还没有他那位草包小儿郑克爽知名度高。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他却是一位对台湾命运有深远影响的人。

郑经,字贤之,号武天,出生于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他是郑成功的长子,母亲就是郑成功的正房夫人董酉姑。可谓是郑成功“根正苗红”的接班人。郑成功过世后,他承袭了延平王的爵位,接管了台湾地区。表面看起来,他的接班是很顺理成章的,基本属于生得比较幸运,有正房长子的身份。但其实却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延平王爵位,不是郑成功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抢来的。

郑成功一辈子忙了很多事,几乎什么都忙到了,临终之前,也基本把自己忙过的事情都感慨了一遍,甚至忧怀了一番时局。但他却偏偏忘了一件大事:谁接他的班?

按照“程序”上说的话,能接郑成功班的,自然首选郑经。无论是身份还是资历,郑经都十分符合条件。常年跟随在父亲身边征战,虽然没有郑成功那般本事,却也算不错了。也有一些将领忠实于他,尤其是在厦门跟随他的将领。而且母亲董酉姑对他也非常疼爱。但偏偏他关键时刻不争气,竟然搞出勾搭弟弟乳母的丑事来。差点就被郑成功砍了。接班夺权,自然是没指望的。

结果在郑成功部将黄朝等人的拥戴下,最后接班的变成了郑袭,这个郑袭是郑成功的五儿子,虽然当时的年龄还有争议,但此时长子郑经才二十一岁,郑袭自然小的多,对于这帮军将来说,年龄越小越容易控制,自然他合适。至于根正苗红的郑经,众人也有话说:干出这等丑事来,没宰了你就算烧高香了,还想接班?做梦。

但郑经显然是个爱做梦的人,眼见得郑袭已经接班,自己反而加紧了动作,他一方面在厦门设立灵堂,以长子的身份隆重祭奠郑成功,其实是作秀给人家看的::我才是郑成功的长子,偌大的家业怎么能给别人?随后利用身边的亲信部将陈永华,冯锡范,周全斌等人,加紧打造战船,但对岛上的郑袭,他却逆来顺受,忍着气听了他半天吆五喝六。在他准备东进台湾时,偏偏清王朝的靖南王耿继茂也来添乱,威逼郑经投降。对于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郑经很愤怒,但是他却非常友好的接纳了耿继茂的使者,并请使者替他向耿继茂表达诚挚的慰问。但是对耿继茂提的条件,却是坚决拒绝,尤其是“剃发”一项,更是百般反对。一番表演下,总算安住了耿继茂。安住了后方后,郑经于是年十月进兵,一举击败黄昭等人,把他的亲弟弟郑袭也打的投降了清朝。而后因恼火叔叔郑泰帮过弟弟,二话不说又对郑泰发动进攻,竟将郑泰杀死。至此,这个当年把他父亲郑成功气得吐血的逆子,才算正式接了他父亲的班。

能屈能伸,能打,但又有原则,这大体就是郑经的处事风格了。

但和他的父亲经营台湾的宏伟志向不同,最早的郑经还没这个觉悟,即使他在继承了延平王爵位后,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厦门,在他眼里,台湾不过是一个大后方而已。但是现实立刻就给了他当头一棒。这时候的清王朝也学乖了,不但海军力量增强,也学会借荷兰人的力量为己所用了。而荷兰人在被赶出台湾后,也无时不想着恢复台湾。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当时负责福建地区军务的,是定南王耿继茂,按照荷兰人的说法是,他与荷兰人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只要击败郑经,荷兰人可以重新得到他们在台湾的城堡,也就是变相占有台湾。这个协议并未见于相关的中国文献中,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耿继茂算是卖了一次国:出卖了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

1663年十月,清定南王耿继茂以100艘战船的规模,连同荷兰的十四艘精锐战舰,悍然向郑经的金门,厦门一带发起进攻,由于这一代先前明郑政权刚刚内讧过,势力受损严重,以至于郑经很快不支,只好败退到铜山,事后又不得不进入台湾岛。此战也证明,他比起他父亲的作战水准来,确实差了太多。但他也确实算条汉子,在铜山的时候,清军曾多次前来劝降,皆被郑经拒绝,一路上众叛亲离,却还是逃了出来。至此,郑成功当年辛苦打下的金门,厦门等据点,已经全部沦陷入清军手中。占明郑政权四分之一的金厦驻军,也在这场浩劫中或败或降,几乎全军覆没。原本对台湾岛没有兴趣的郑经,此时也只好去了这个他唯一能去的地方。所以之前没有的经营台湾的觉悟,现在也不得不有了。这之前的郑经,是一个气死父亲的“逆子”,然而这以后的郑经,却做成了父亲郑成功一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缔造一个繁荣富庶的台湾岛。

从败退台湾岛开始,郑经就着手对台湾进行经营。事实证明他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开拓者,却着实是一个优秀的建设者。一同随他来到台湾的,除了五千厦门,金门当地难民外,更有大批明朝宗室,儒生文士,而这些人也成了之后台湾发展的生力军。虽然如此,初到台湾的郑经,面临的却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首先是金门,厦门的丢失,使以贸易立国的明郑政权,失去了连接大陆的落脚点,之前他们通商世界,其货物主要通过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同内地之间的走私,如此一来,等于血管被卡断,经济一下陷入了困顿中。与此同时,不甘心失去台湾的荷兰人,也开始频频趁火打劫,就在明郑政权与清王朝相互攻杀之时,永历十八年(1664年),趁明郑政权风雨飘摇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动了旨在收复台湾的“远征”,以波特为舰队司令,率领两千六百士兵,十六艘战舰,大举攻打台湾基隆港,结果腹背受敌的明郑军不支退去,光复台湾仅两年,基隆港就沦陷了。与此同时,荷兰人在海洋上也发动了对明郑政权的绞杀战,尤其是明郑外贸的重要基地东南亚地区,荷兰人四面撒网,见到明郑的商船就打,原本是明郑政权主要贸易来源的东南亚贸易,一度基本瘫痪了。

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郑经冷静应对,以性格论,比较其父郑成功,郑经少了一份刚勇血性,更兼优柔寡断,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但比起郑成功性格偏狭,极爱冲动的缺陷,郑经却更加沉稳睿智,不利局面下,他灵活应对。荷兰人在占领基隆港后,满以为胜券在握,竟狮子大开口,提出只要郑经允许他们割占东平等地,他们就和郑经和平相处,同时郑经必须赔偿之前郑成功收台湾时给他们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此无理要求,激得明郑军上下大怒,但郑经却深知,此时不是同荷兰人翻脸的时候,他大度的表示愿和荷兰人谈判,并主动释放数百先前俘虏的荷兰官兵,只求对方先别闹。种种和平信号,也让骄横的荷兰人飘飘然了:这个叫郑经的公子哥是个熊包,兵不血刃,他们就可以得到台湾的一切。

因这错误判断,荷兰人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和郑经达成停战协议,占有基隆港发展贸易,他们的如意算盘,其实和当年一样,先占住台湾的一块地,然后步步为营,顺势扩张,直到把郑经挤出台湾,但世易时移,台湾已经不再是宋克当年到来时的荒岛了,郑经也绝不是熊包。虽然没有郑成功的刚烈,却比郑成功更“阴坏”,荷兰人很快发现,郑大公子使坏了,单就补给来说,基隆周边,荷兰人居然一颗粮食都买不到,因为所有的村镇,都被郑经下了禁令,无论荷兰人出多高价格,都不许卖给荷兰人粮食,这种事,搁在郑成功身上也会这么干,但郑成功一般是强制性的,郑经却不让群众吃亏:荷兰人找你买粮食出多高的价格,政府就出更高的价格补贴你。只要能饿死这帮人。结果,荷兰人被饿惨了。两千多人的补充给养,全要靠船队从巴达维亚来接济,饿的前心贴后心,那是常有的事情。

但对荷兰人“阴坏”,对郑经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实在是因为两面受敌,力不从心。要生存,“权宜”是不行的,还得自己腰杆硬才行。在暂且安住荷兰人的同时,郑经开始了对台湾的全面建设,金门厦门丢了,与大陆的贸易血管断了,那就自己造血,贯彻当年父亲制定的“三大法”,在具体条令上更加细化,比如政府出台资金,给愿意从事工商业的商户扶持,在全岛上下大搞“减税”,尤其是削减对外贸易的税赋,以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郑成功时代开始的屯田政策,在此时也大为推广,且做出更细致的划分,从荷兰人手中夺来的庄园田地,称为“官田”,是由国家掌握的土地,文武百官开垦的田地,称为“文武官田”,军队开垦的田地叫“营盘田”,台湾的土地制度正式确立了下来,而跟随郑经到台湾的沿海官民,也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的明朝宗室,由政府划拨土地供养起来,各地官民也广划产业,鼓励生产。特别是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明郑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百姓发展丝绸,制瓷等工商业,给予经济扶持和税赋优惠,在农作物种植上,也鼓励多种经济作物,以给对外贸易“造血”。没过几年,大陆能生产的东西,台湾全都能生产了。物产丰富的台湾,渐成经济强省。

而相比郑成功逮谁揍谁的做法,郑经的外交手腕却更灵活,荷兰人封锁东南亚航线,卡断明郑政权的航路,既然暂时不能与之争锋,那就另辟战场,先是主动通好日本,大力拓展对日贸易,他当政时期与日本的贸易额,比起郑成功时期更是激增,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长崎港,每年进出的台湾船只,多达近百艘,远超明末规模,对荷兰人的挑衅,也大搞“连横合纵”,东南亚海面上又不止你荷兰一家,结果明郑不但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发展了友好关系,拓展了盟友,更拉来了一个新帮手:英国人。此时正与荷兰人打的天昏地暗的英国殖民者,与明郑政权一拍即合,双方签署贸易协定,英国人更向明郑提供火器战船技术,一道打击荷兰人。此举在中国海商的贸易拓展史上意义重大:自郑和下西洋后二百年,中国船队再次进入了印度洋流域。在广交朋友的同时,郑经也没忘了原则:通商可以谈,贸易协定可以签,但主权问题却丝毫不能马虎,比如西班牙人就曾打算浑水摸鱼,以“传教”为名,请求在台湾设立据点,结果被郑经严词拒绝。郑经更知道,多次在东南亚发动排华屠华运动的西班牙人并不老实。因此在与西班牙人的交往中,郑经多次遣使节警告西班牙人,如果东南亚当地的华人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将采取一切严惩措施,甚至兵戎相见,在那个时代里,他不止是台湾的守护者,更是东南亚的保护者。

郑经的恩威并施,很快收到了效果。内政方面,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屯田大兴,农业产量激增,政府经济储备丰厚,对外方面,占领金门,厦门的清王朝,因水师力量限制,对台湾岛是鞭长莫及的,而多年的苦心经营,也让郑经重建了一支强大舰队,这时期的明郑海军,比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候的郑成功,主力战船大青船只有两门火炮,比起西洋战舰来实在“袖珍”的可以。而这时候的郑经,却拥有了一支三万人规模的新式海军。尤其是和英国人的通好,使他们买到了此时英国新开发的后膛火炮。但明郑政权不但能买,更能自己造,郑成功时代起苦心建立的军工生产体系,设在台湾各地的兵工厂,此时也开花结果,当年收复台湾时缴获的荷兰军火,后来与英国,西班牙通商得到的新式武器,在台湾全能自主生产。战船方面,比起当年郑家驰骋东亚的三桅炮船,此时明郑海军的主力战舰,被称为“鸟船”。这个称呼,来自于老对手清王朝,顾名思义,就是在海洋上航行,如鸟儿飞翔一般迅捷。而在后来收复台湾的水师名将施琅的笔下,这种战船不但能飞,更能打,其船体已大于当年郑成功的主力舰“三桅炮船”,每艘船船头上装备有重型巨炮一门,这种巨炮重达三千斤,杀伤力惊人,此外还有大型火炮二十门,中小型火炮一百门,如此规模,已堪称是当时海洋上的巨无霸战列舰。在明郑海军的鼎盛时期,这种巨型炮船的总数在五十艘以上,如此规模,即使对比当时的海洋帝国荷兰,英国,也毫不逊色。

这支海军的成军,也是有个过程的,是在永历十八年(1664年)郑经败退台湾后,以韬光养晦的方式,经几年苦心经营后终于完成的。到了永历二十二年(1668年),腰杆硬了的郑经,终于再次向荷兰人叫板了,他向基隆的荷兰人发出强硬照会,勒令他们限期离开台湾,否则就开打没商量。此时的荷兰人,虽在郑经的“阴坏”下处境艰难,却还是死赖着不走。郑经说话算话,不走就打。是年10月,以刘国轩统军,发动了对基隆荷兰军的攻击,荷兰军本来还想顽抗,但眼见得郑家水师的浩大阵仗后,荷兰舰队司令波特很识趣,连忙表示愿意撤走。10月8日,明郑水师兵不血刃收复基隆,随后立刻拆除荷兰人在当地的城堡堡垒。搞笑的是,撤回巴达维亚的波特,遭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怒斥,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明郑水师竟有了如此规模,次年一月,一支20艘炮船的荷兰舰队再次出征,然而这次更丢人,荷兰人来到澎湖外海,亲眼看到不逊于荷兰舰队体积的明郑“鸟船”后,居然一炮不放,立刻撒丫子逃命。荷兰人重霸台湾的企图,就这样成了泡影。基隆的收复,是明郑政权巩固统治的一件大事,之后他们不但把基隆变成了重要的贸易港口,更以此为基地西扩,在澎湖列岛设立工事,屯驻海军,成为抵抗清军东进的要地。

而能做到这一切,自然因台湾本岛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但同样也因郑经本人的才略手腕,因他父亲名声太响,外加他名声太臭,这位明郑政权历史上在位十八年的王爷,有许多才能都是被历史忽略的。他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灵活手腕了,颇有其父风范,而在另一条能耐上,却比他父亲更强:用人。

郑成功一辈子,也算是个英雄。但这位英雄缺点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他性格偏狭,常因小事动怒,纵观他的一生,也经常发生部下叛变,内部反水的事情。虽有各种原因,他性格的缺陷,却应该是重要一条。

而相比于郑成功,郑经在这一点上显然就强多了,许多史料上都说他“性宽和”,是个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厚道王爷。也正因如此,当年郑成功要杀他时,驻在厦门金门地区的郑家部将,不惜抱团反对,甚至要和郑成功兵戎相见。在选人的眼光上,尤其是在选择治理台湾的建设者上,郑经更比他的父亲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他委任的第一批驻台官吏,后来相继发生过贪污,虐民之事,遭到他的严惩,虽然后来许多史料都以此说郑成功治军严明,却也恰证实了他在看人上的缺陷。

郑经在这一点上就好多了。在他败退台湾后,重新整顿了明郑政权的政府机构,尤其是明郑政权的“六部”,更做到人尽其才。其中杨英管户部,柯平管刑部,谢贤管工部,这几个人,都是郑成功时代的文人幕僚,虽早就参政,可那时候的郑成功,委任官吏还是信任那些征战沙场的骄兵悍将,文人幕僚大多是靠边站的,而郑经更懂“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这几个人里,杨英是早期台湾屯垦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当地屯田的时候,他就曾多次献计献策,尤其是他建议设立互市,消弭民族界限,发展高山族经济的主张,对台湾本土的民族融合影响深远,台湾地区屯垦的细节性条令政策,大部分也出自他手,到了郑经时代,他终于获得重任,成为明郑政权的财政部长。而管刑部的柯平,是明郑政权的“烈士遗孤”,他的父亲就是当年郑成功麾下的大将柯晨枢,在攻打泉州时力战身亡,他的牺牲曾让郑成功痛惜不已,对柯平也着力培养,但于其父不同的是,柯平更热衷于司法工作,早年在郑成功军中,做的就是执行军法等工作,到达台湾后,郑成功颁布法令中有关严肃纪律,整顿吏治等条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堪称是此时明郑政权最杰出的司法专家。而管工部的谢贤,也早就是郑成功时期就名声在外的“工程专家”,当年金门,厦门地区的军事堡垒,要塞防务,都是出自他的设计,他也是中国较早的主动学习西方建筑经验的人。到台湾后,他的主要工作也一直是干工程,尤其是他曾向郑成功提出,为了台湾的长期繁荣,不能盲目过度开采山林矿产,可称是最早具备“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人。在就任工部后,他在之后的多年里,主持了明郑政权的多项工程,除了遍布全台的各类农业水利工程外,更有硫磺,煤矿等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工程。这几个人,也是明郑政权时代建设台湾的中坚。

但如果比起对台湾的历史作用,乃至历史影响,他们却皆不如一个人。在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中,他任用过许多人才,也只对这个人,始终保持着推心置腹的信任,毫无保留的支持——陈永华。

陈永华,即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他是否做过天地会总舵主,这个在后世有争议,他是否有高深莫测的武功,这个在后世也有争议,惟独没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明郑政权内部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对台湾历史独一无二的作用。

陈永华字复甫,福建龙海人,他的父亲陈鼎做过明朝进士,在郑成功金门起兵抗清的时候就跟随他,是早期的文士幕僚。1648年清军血洗南安的那场浩劫,让郑成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却也让陈永华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陈鼎宁死不屈,在当地学堂自杀明志。十五岁的陈永华趁乱逃出,投奔在厦门的郑成功。对这位“烈士遗孤”,郑成功也非常照顾,让他做了“参军”,但此时他毕竟还年轻,军国大事自然搀和不上。主要的工作,就是陪郑成功六岁的儿子读书,也就是郑经。从那时候起,他与郑经建立了意气相通的感情。郑经读书的时候,他是郑经的伴读书童,也常辅导郑经学业,后来郑经长大,开始成为郑成功的助手,跟随他南征北战,陈永华也就成了郑经的幕僚,郑经那时候,主要是给郑成功做后勤工作,比如提供征战的粮草,镇守大本营,这事无巨细,都是陈永华来落实,条条有条不紊。在郑成功的眼里,陈永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日里话不多,但是在重大的军国大事上,他往往都能拿出重要的见解。渐渐的,他也得到了郑成功的注意,曾有一次,郑成功当众称赞陈永华为“当世卧龙”,虽然如此,在此时郑成功的阵营里,他只是个青年参军,尚不显山漏水。

陈永华开始崭露头角,是在郑经“通奸”事发后,当时郑成功怒不可遏,要求金厦守军“斩子来报”,眼见得郑经性命不保,陈永华随即出面,以“疏不间亲”的道理,成功游说了金厦各守将,联名上书为郑经说情。当时惊慌失措的郑经,甚至想着独身一人去台湾向郑成功请罪,深知郑成功脾气的陈永华拽住了他,劝他集结兵马,在金厦静观其变。郑成功去世后,在台诸将拥立郑袭接班,眼看着郑经地位岌岌可危,身边也有部将向清朝投诚,关键时刻又是陈永华,力劝郑经渡海东征,郑经在厦门誓师时,陈永华已经成了他的咨议参军,在他的谋划下,郑经一面以假谈判迷惑清廷,一面火速进兵,在抵达澎湖时,陈永华却拉住急于进攻的郑经,认为应该静观其变,果然郑袭部在大军威逼下自出内乱,不攻自破。之后又设计杀掉了另一股反叛势力郑泰部。从而顺利接班,从中出力谋划颇多的陈永华,可谓劳苦功高。

但更劳苦功高的,却是他建设台湾的功业,郑经移师台湾后,陈永华先做监军御史,不久升为总制使,成了明郑政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管家。此后他全面主持了台湾岛的建设大计,派专员至各处落实屯田,而且一反传统儒家重学问轻视生产技术的观念,招募具有专业生产能力的技术人员,委任官职并至各处传授生产技巧。此外他还在台湾划定保甲,加强政府统治,今天台湾岛行政区域的划分,就以他那时的保甲制度为雏形,在当时也使台湾“里甲互保,安居乐业。”

为了解决郑经即位初期台湾物资匮乏,经济贫困的局面,陈永华建议,每年定期派船至大陆,与沿海各地开展走私贸易,在台湾大兴制盐,蔗糖,橡胶等产业,以扩大出口。同时严行律法,执法铁面无私,这时期的台湾,在经过了早期迅猛发展后,也未避免封建经济的固有规律—土地兼并。对此陈永华铁腕对待,不但出台各种法律遏制兼并,更身体力行,严惩各种兼并行为,在执法上铁面无私,连郑家宗室功臣犯罪,也照样不徇私情。当时常有郑家的亲眷找郑经哭诉,每次郑经都回答说,别犯到陈永华手里,否则我也没办法。对陈永华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

但铁面无私的同时,陈永华却也有宽仁一面,早在郑经平定郑袭叛乱,确立统治的初期,为了杀一儆百,曾计划严惩卷入叛乱的在台兵将,陈永华坚决反对,苦口婆心劝说,终于令郑经收回成命,对相关人等从宽处理。对普通百姓,更是宽仁为上,他每年年底都要集中复查全台各类大小案件,事无巨细都要一一复核,执政十八年,仅经他亲手平反的冤案就有二十七起。对当地的高山族同胞,更是以团结为重。每年都亲自走访各部落,拜会高山族酋长,对他们礼敬有加,遇有饥荒灾年,更不遗余力赈济。金庸《鹿鼎记》里说到他的种种江湖事迹,多为小说笔法虚构,惟独不虚构的,却是他在台湾岛的崇高威望,即使在清王朝统一台湾之后,台湾岛上有关他的宗庙,祠堂依然遍布,至日占台湾之前,几百年来香火不绝。

而对于台湾的历史来说,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却是在台湾推广文教。

拜荷兰政府几十年“去中国化”教育所赐,明郑政权建立初期的台湾,殖民统治痕迹依然很重,当时如新港社,麻豆社等地的高山族部落,几乎都有会说荷兰语的,甚至生活习惯也严重荷兰化。陈永华深知,兵威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持久。从南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起,陈永华建议在台湾“设宗庙,立学校”,将儒家文化在台湾岛广为传播。这条重要的建议,起初遭到郑氏上下的反对,当时明郑政权的重臣们,大多是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兵将,既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更担心文教大小,会危及武将地位。甚至郑经本人也认为,此时台湾人口稀少,立足未稳,外加经济困难,还不是发展教育的时候。但陈永华据理力争,力陈教育可以“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一番力争,最终说服了郑经。是年,东宁府立起了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孔庙,陈永华兼职为台湾“教谕”,即明郑政权的“教育部长”,随后一整套教育体系在台湾建立:中央设国子监,地方上设府学,州学,县学,并在高山族聚居区设立“小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家文化。同时建立一整套科举制度,分州试,府试,院试,中国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被他全盘移植到了台湾。除了移植之外,陈永华还有创新,他出台了具有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法令,凡是送孩子读书的家庭,一律减免赋税,各州县每年更要选拔家庭贫困且勤奋好学的子弟,由政府补贴读书。同时在沿海各地广泛招募文士,来台任教。中华的正统文化,从此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台湾岛正式确立,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台湾岛掀起了“自是始奋学”的热潮,且并不因后来台湾政权的变化而中断。今天台湾岛的国学昌隆,文化繁盛,也同样从此开始。

对陈永华,郑经自始至终,都是毫不保留的信任。不但委以重任,更极为礼敬,自始至终都称他为“先生”,永历二十年(1669年),在台湾北部推广屯田的陈永华积劳成疾,患风寒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远在东宁的郑经闻讯后大惊,竟亲自赶往探望,之后十几天里,郑经陪护在身边,亲自端水喂药调理,可谓关切之至。在国家大事方面,十八年来郑经对陈永华更是言听计从,明郑政权的经济建设,外交政策,司法建设,大政方针多出自陈永华的奏议。在为官之道上,陈永华也更像是个“苦行僧”式的人物,他不好享乐,生活简朴,身为台湾的“大总管”,每日却多穿粗布衣服,行事却低调坚韧,表面上与人无争,待人谦和,但原则问题上却宁死不退,不管是谁触犯了法令,就是郑经本人来说情也没用。他本人更以身作则,不但清正廉洁,更严格约束属下亲眷,越是和他近的人犯法,处罚却越重。如上种种,皆是中国传统儒家名臣的典范。

而这时期的台湾,也成为了一个典范,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这个以纯商业贸易为主要发展思路的政权,此时更通商世界,它每年对日本的贸易税收,有141万两,对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地区的贸易税收,更高达三百多万。是东亚的贸易中心。民生方面更是“夜不闭门,百姓乐业”。这个曾经蛮荒,挣扎在殖民统治下的岛屿,此时却已是一个丰衣足食,生机勃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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