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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分歧秘闻

时间:2017-04-11 09:58:49分类:未解之谜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分歧秘闻

帝后党争之势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从此,中国陷入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社稷难以保守,清廷的政治统治当然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所以光绪帝于甲午战争后,“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每以维新为宗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官员,也纷纷“竞言自强之术”。

1895年6月,陕甘总督陶模上陈《培养人才疏》,向清廷提出“救弊补偏之计”十三条。接着,户部侍郎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要求清廷“筹饷练兵”“敦劝工商”“广兴学校”等。其他一些亲帝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

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的翁同龢,原来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直到甲午战前,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尚极不以为然。这从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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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事先曾拜请时任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的同乡张荫桓予以疏通,希望能够拜见到翁同龢。但翁同龢自视贵为帝师、军机大臣等,避而不见。

甲午战争以后,翁同龢认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故不惜降尊纡贵,主动去康有为的住处拜访。从此,开始了维新派与亲帝势力在相互利用基础上的政治联合,亲帝势力也在朝野强大变法思潮的激动下形成了一股帝党势力。

光绪帝接近并利用维新派,力图变法维新的政治举措,引起了亲后势力的不满与惶恐,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权力冲突已经很难避免。

由于原来亲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为清议所不容,清廷遂将其召入京内“入阁办事”,失去了政治上的实力和地盘。

光绪帝利用当时人们痛恨对外妥协议和的情绪,于1895年7月又将亲后的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罢值军机处,意在翦除慈禧太后的中枢势力。

慈禧太后则命令撤去南书房,革去翁同龢的毓庆宫差使,不给光绪帝与翁同龢公开单独会面交谈的机会。同时,任命听命于自己的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并重用亲信荣禄,很快就再次调整好自己的权力基础与阵容。

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因不满于慈禧太后虽名已归政,但实际上仍对光绪帝多方掣肘的行为,曾于1894年乘光绪召见之机,不无鄙意地劝光绪帝收揽大权。

1895年12月,慈禧太后对此有所耳闻,颇为震怒,遂翻出这一历史旧账,强令光绪帝以“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将这两名亲帝的官员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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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诸次帝、后的矛盾斗争,仅仅是帝、后党争的开端,尚未引起慈禧太后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警惕,那么,1896年3月的“寇连材事件”,则使慈禧太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帝后党争更趋激烈公开化。

慈禧与光绪“斗法”

寇连材原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为名派到光绪帝那里,“使之监督(光绪)行止,侦探近事”。

但寇连材在目睹了光绪帝虽贵为天子,实则无权,及慈禧太后骄奢误国等情后,竟不顾清廷内监不准妄言政事的祖制,于1896年3月23日清晨,“流涕长跪(慈禧)榻前”,要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为重。

寇连材当时不过仅是一名阉竖太监,违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将其杀掉,本不足为虑。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怀疑寇连材背后是否有光绪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因此,不但命内务府将其斩杀于菜市口,并借机株连平日同情或接近于光绪帝的其他“内侍”多人。

稍后,慈禧便将打击的对象转向了帝党的第二号人物文廷式。

文廷式,江西萍乡人,他既与翁同龢有交,又与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锐交好,且为瑾、珍二妃的早年老师,同时又为南清流派的一员,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响。

光绪帝对他极其器重,很快将其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四品的侍讲学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绪以“遇事生风,常于松云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等罪名,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帝党的势力因此而大受损伤。

几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曾试图废掉光绪帝,另立某亲王之孙为帝。因其为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残,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贪虚名以受实害”,因而“佯狂不愿就”,更兼之以“恭亲王亦力争废立,西后颇惮之,其谋遂止”。

1897年春,军机大臣李鸿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机又将其亲信孙毓汶安插到军机处。慈禧太后虽身居颐和园内,但朝廷内外的大事都有其亲信大臣随时奏报。

在帝、后党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租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愈加严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分歧与公开的权力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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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并非敌视变法

189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公开摊牌:“乃谓庆亲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没有她这一皇太后,光绪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异常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

尽管如此,慈禧太后还是不敢立即与光绪帝公开撕破脸面,直接从皇位上将光绪帝拉下来。这是因为,光绪帝自继位以来,虽性格怯懦,政绩平平,但并无明显的失政失德行为,慈禧太后不得不对朝廷内外的舆论有所顾忌。

同时,她也料定光绪帝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尚不至于对她构成实际的权力威胁,故而对光绪帝依靠并不掌握清廷实权的学士言官,以及康、梁维新派等进行的变法活动,暂时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她曾对其亲信说:“由他(光绪)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同上。

光绪帝利用慈禧太后的这一“宽容”态度和机会,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由于帝、后两党的斗争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激烈,因此帝后党争难免被人们涂上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政争色彩。其实,自甲午战争以后,慈禧太后对当时兴起的变法维新思潮是持审慎重视态度的。

1895年5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上达光绪帝之手。光绪帝阅后,大受启示,命人誊抄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存于御匣,一份存于乾清宫。慈禧太后“留览十日……乃发下”。

这说明慈禧太后并非自始即仇视变法维新。在戊戌维新之前,慈禧太后曾告诉光绪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弟子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者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对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慈禧太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这说明,慈禧太后支持有限度的变法,凡可以“图富强者”,皆予以赞成,但有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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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不可“更衣冠,易正朔”,即中国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等立国的根本不可轻易改变,否则即是“得罪祖宗”,“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二是不可操之过急、操之过激,否则有可能引发朝野上下,乃至整个社会的惊恐和动荡不安。

慈禧太后之所以发动戊戌政变,主要是对光绪帝骤裁京师闲散衙门,“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引起朝野上下的不安与不满。

特别是光绪帝准备开设制度局总揽变法事宜,另立法律、度支、陆军、海军等十二局,以“分其事”的变法举措,必将严重改变清政府的原有统治体制,必将触动慈禧及其他官僚的既得利益。

这年9月4日,光绪帝罢斥了礼部六堂官后,慈禧太后及其亲信更真切地感受到变法给其既得利益带来的危害,“方憎帝操切”。后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密谋兵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的消息泄露后,慈禧太后以生命、利害攸关,故此才发动了戊戌政变。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颇为活跃,并由其引起礼部六堂官被罢斥轩然大波的维新派王照事后曾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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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客观冷静地分析,以上两人的记述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也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那种认为“太后敌视变法”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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