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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怪哉?

时间:2016-06-09 18:09:51分类:奇闻异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怪哉?

中国人爱面子,往往是人前人后两张脸。老百姓如此,仕宦名流也如出一辙。那些名流的所谓“怪癖”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表演项目,要讲明一个事、掰清一个理,超越常规的举止言行,有助于达到目的。显然,这种怪癖完全置于理智和机敏的前提下,它不是装疯卖傻、也绝非哗众取宠,而是较为艺术地渗透个人的意图,希望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让别人接受它。庄周就是这样的智者,《庄子·至乐》写到了著名的“鼓盆之戚”。在常人眼里,哲学家的行为举止相当怪异,不是吗?把死老婆说成乐事,把殡仪馆改装成课堂真是个老疯子。话又说回来,亲老婆过世,自己能不难过吗?但是,敲打着瓦盆,又说又唱,传播的却是有关生死的哲学思想。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的确有伤礼俗,而越是令人不舒服、不欣赏的教化形式,越容易获得某些叛逆的赞同。标新立异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阶段的行为准则,而是大部分中国文化大家与社会名流通行的癖好。

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收录了一则有关顾炎武的笔记,他那点怪癖被抬升到文化品格的高度,东西南北的中国人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了,即便狗血喷头,也不忘讲究那些刻薄的“怪癖”:

亭林先生尝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其甥东海学士延之夜饮,怒曰:“古人饮酒卜昼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夜行,岂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其峻厉若此。

顾炎武这样说,未免偏执、狭隘,但是,他固守的是自己一尘不染的品性。偏激,是众多文化名流或显著、或潜在的性格特征,有了它的帮助,强调、证明自己观点就多了一种新手段,暂时的矫枉过正是不能回避也难以省略的权宜之计。显然,顾炎武具备偏激的特点,他的言论不是“琉璃球”和“无缝蛋”;而是令人警醒顿悟的“当头棒喝”。满纸“正确的废话”、号称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和不着一字、只有几条格言传世的僧道渔樵相比,无疑后者离神明最近。顾炎武“君子不夜行”的癖好也代表着一种清高的品位、一颗孤傲的人心。

清末学者章太炎,人称“民国的弥衡”,他的疯、癫、狂也同他的学问、声望一样广为人知。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户口调查,章太炎十分反感,各栏写道: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回国后,他找袁世凯的麻烦,三九天,反穿羊皮袄,手执鹅毛扇,声言:“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并一怒之下,操花瓶砸碎了“大总统”的画像。他在钱粮胡同寓所,满墙贴着“袁世凯”的字条,用棍棒痛击,取名“鞭尸”,又在正堂悬挂两个大字“速死”,以发泄对独夫民贼的切齿之恨。

当然,也有笔走偏锋的特例,比如辜鸿铭,他的怪癖已经演化为“耍活宝”尴尬场面,清末民初中西方的文化界,谁不知道他是一位笑料迭出的“老怪物”?五四时期,早已是“民国”了,辜鸿铭还是长袍马褂、小帽长辫的满洲遗老打扮。他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和意大利语,却把西方文明视为罪恶之源,动辄破口大骂,把高傲的西方人批得体无完肤。

辜鸿铭是半路出家学汉语,字写得很糟糕,却并不防碍他言必称孔孟,他处处以卫道士和教师爷自居,所著的《春秋大义》也成为辜氏兜售个人观点的教材。奇怪的是,一大批有思想的西方人对怪诞的辜鸿铭格外尊重。罗曼·罗兰认为:“辜鸿铭在欧洲是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晚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则把他引为“同道”。1924年,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声称:“辜鸿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国人。”曾挨过他当面臭骂的英国作家毛姆也心悦诚服地表示:“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辜鸿铭“怪”得令人不可思议。他保留着倔强的小辫儿;提倡“一夫多妻制”,喜欢女人的小脚儿,甚至把“随地吐痰”列为中华“美德”……这些不伦不类的生活“怪癖”,当然不会为他赢得应有的尊重,与其说辜鸿铭有意暴露夸大自己的怪癖,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被时代扭曲的、虔诚的“行为艺术家”。他也试图矫枉过正,可惜,太夸张,闹到最后,终于把自己弄丢了。小辫儿、小脚儿、小老婆的辜鸿铭,迷失到不用头脑作复杂的理性判断,只认“中国货”,甚至恶化为“偏执狂”和“恋物癖”。对西方,好东西也骂;在中国,狗杂碎也香。理性消失,辜鸿铭就死了,一个随同旧时代殉葬的遗老,当然与众不同,可悲的是,再没哪个对手肯把他当正常人——包括鲁迅,一谈起辜鸿铭便使出揶揄取笑的腔调。至此,名流怪癖结束了自己的辉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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