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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是明朝的战略家!为何有人说他毁了大明

时间:2016-05-19 02:15:27分类:奇闻异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孙承宗是明朝的战略家!为何有人说他毁了大明

《明史》对天启帝的老师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说如果坚持使用孙承宗镇守辽东,则满清入不了关内,更不用说拿下江山了!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时的成绩。孙承宗之前任辽东经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晋。熊廷弼守辽,有大气魄、大战略。他策划有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也就是说,熊廷弼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易守难攻,将关外的军队拉回来集结关上,既可以寻找战机,从正面出击后金,同时也可机动灵活地策应和支援昌、蓟、宣、大各要塞。

而在登莱、天津屯驻军队,不仅可以严防来自海路的进攻,更是可以随时通过水军袭击后金后方的奇兵,以配合山海关正兵的进攻。由此可见,熊廷弼的总体思路还是先守后攻,守,在明朝连丢失地、士气不振的情况下,以山海关一带的长城沿线为防守中心;攻,等兵马、器械、粮草集结配备完毕,寻找到后金的破绽所在,情况也摸的清楚了,就以山海关大军为正兵,堂堂皇皇杀出关外,吸引后金主力,而登莱大发舟师直奔敌人的后方,攻其必救,动摇其根本。前后夹击、内外开花,后金必败无疑。可以说,登莱、天津与山海关的三方结合,“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李卫公问对》),表面上平淡无奇,实则为一招毙命的凌厉杀招。

孙承宗是明朝的战略家!为何有人说他毁了大明

能制定“三方布置”者,非有以天下为棋的气魄和胸襟而不能为。要知道,把军队收缩入山海关,在许多人的眼里,那就等于是把山海关外三四百里土地拱手让人。但如果从战略家的眼光来看,放弃这些地盘,既可以避免兵力分布过散、缩短后勤补给线、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为主,取得主动放弃的地位。古之善战者,从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可是燕雀不会理解大鹏的志向,目光短浅者不能洞察高瞻远瞩者的思想。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没能实施,他本人也被构陷入狱。王在晋的基本方略在于务实。他没有放弃关外土地,却重在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强度。

他在不增加军队、清汰老弱、精兵简政、裁减闲杂的官员的基础上,筑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后盾,再抚赏、拉拢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为大明王朝所驱使,在关外设帐,从侧翼给后金以有力牵制,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来暂时稳住辽东的局面,一方面使朝廷财政得以休养生息,另外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可能。

凭借着这条防线及防线上的城堡、兵台的保障,他将明军防区一步一步地扩展开来。天启五年(1625年)夏,他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自称防线由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此外,他又一手提拔起一批将领:满桂、祖大寿、吴襄、赵率教等。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大明东北四年无战事,“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下,明军已不知不觉地“收复”了辽西,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由衷大赞道:“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可是,对于孙承宗的做法,使得军队一下子就从原来的五六万膨胀到了十四万!而且自八里铺到锦州修“四十七城堡”、“台”数百座,工程浩繁、宏大,耗费庞大。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来支持孙承宗构建这条庞大的关宁防线,天启朝几乎年年追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饶是如此,天启七年,大明朝的财政还是高达1646575两的亏空。(《明史记事本末》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

孙承宗是明朝的战略家!为何有人说他毁了大明

这还不算,孙承宗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他还打算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修下去,一直修到将努尔哈赤赶出辽东为止。孙承宗认为,只要将防线延伸到后金的地盘,但凭自己的十几万兵力,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而问题很现实地摆在面前,杨镐兴兵十万,在萨尔浒败了。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萨尔浒战役,除李如柏军撤走未遭惨重损失,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元气大伤,后金军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开始陷入被动,到天启年间,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退守辽西,完全陷入被动,局势万分危急。明朝方面自此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

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到头来,沈阳、辽阳丢失了;王化贞拥兵十五万,广宁同样溃败得不成样子。按照这个情形推算,要彻底消灭后金,没有二三十几万的兵力肯定是搞不定的,而要议兵三十万,国家财政就必须支两千万两白银来凑饷。可是,孙承宗上任不到一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已经逼得朝廷财政接近透支。很多人看不过眼了。

其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上书痛斥孙承宗祸国殃民,他说,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三百四十多万,而如今孙承宗在山海关一处的十万军队,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四百万,而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协助辽事单位不得不跟着增兵,又得加饷近一百二十万,两项合计足有五百二十万之巨,逼得“百姓敲骨剔髓,典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

按照这个形势发展,方有度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事实上,后金攻陷了广宁,却挥挥衣袖,打道回府了。也就是说,后金连广宁都不要,那么象宁远、锦州、大凌河、右屯这些地方,他们哪里看在眼里?所以说,孙承宗闹腾了好几年,所谓“恢复”的失地,全是后金不要的地盘,而辽东问题已成明帝国财政的“尾大不掉之患”矣!孙承宗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将防线从锦州延伸至右屯,再由右屯之又向三岔河挺进,眼看就要拓展到三岔河以东的耀州城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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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城堡和兵台还只是一方面,有了这么多驻地,还得有兵马驻守。前面说过,孙承宗大力扩军,把军队从原来的五六万扩编到十四万,就是为了充实这些驻地。这十四万人比方有度上疏时的十万还要多出40%,每年要消耗五六百万两!要说,军队扩编就扩编了吧,您指挥他们直接去跟后金干仗,速战速决,早日解决了问题就行,但现实很残酷,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等人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将军队直接开向前线跟后金进攻是行不通的,孙承宗只好把这些军队分插到各个城堡作出长久驻守的态势。

这么一来,后金理都没理,朝廷的财政却扛不住了。孙承宗自己也觉得耗费实在太多了,挺不好意思的,就写了份报告,自我检讨,说:“从其他军镇调来的兵利于速战,本镇的兵利于久守。现在山海关内外聚集了秦、晋、川、梁、燕、赵各地的官兵,耗费巨大,日久必坐困天下。现在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所以士兵必须在本地辽民中征用。”接着,又写了自己的具体措施:“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屯土。”并总结为:“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其后的时间里,他也的确贯彻了这个方针,大量遣返了外地的士兵,改征辽兵,鼓励辽人回归故里,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大力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省下不了少钱粮。省下了多少呢?他本人向朝廷汇报是:“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银一十五万有奇,塩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采青省饷部银十八万。”(见《崇祯长编》卷十三)

每年分发给兵马的粮饷要四五百万,就省十八万,足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知道,外地的士兵来服役,都是光棍一条,每月定时给他们发放军饷就行;而本地士兵屯田,拖家带口不说,还要给他们添置耕牛、农具、安家费等等用度,所以朝廷的负担不但没减轻,反而更加沉重了。从所,孙承宗自天启二年八月走马上任后,就觉察出辽东经略的职责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担任得了的,从当年十月开始,到十二月、第二年一月、四月、六月、十二月、第三年四月、第四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多达十余次上交请职申请书,请求离开辽东。可天启帝认为是老师太谦虚(孙承宗任辽东经略是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没有同意。

最后,是孙承宗咬紧牙关、顶硬头皮,动用了数万兵去偷袭后金只有几百人据守的耀州,落了个柳河之败,这才灰头土脸地从辽东的烂摊子撤下来了。注意,很多人被《明史》所骗,说柳河之败是小败,阉党以之为借口参劾孙承宗,孙承宗不得不自请罢官返乡的。错了。现实的情况是:未攻耀州之前,辽东的总兵力是十二万人,柳河一败,只剩下五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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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有六万多人逃散了。这些逃散的,有的是在三岔河直接溜号的,但有更多是在大凌河、松山、宁远,甚至山海关就跑路了的。

孙承宗实在是没脸再在辽东呆下去了,继续申请退休;而朝廷也看出了他是个大草包,批准了。这样,孙承宗才从辽东撤下来的。一句话,孙承宗下课,与阉党没半毛钱关系。而他在辽东挥金如土的搞建筑,已经把大明国库搞空。大明王朝最后就是穷死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清军多次入关,都绕开了孙承宗砸银子修出来的关宁防线,却偏偏绕不过山海关。事实证明了熊廷弼、王在晋以山海关为本的战略是正确的,而孙承宗做的基本是劳民伤财的无用功。

那为什么孙老师会得到明清两方的共同赞誉呢?特别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对于这段历史,他的选材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是《明史》。明史大家都知道,张廷玉编的,张廷玉是谁?满清的包衣奴才!满清处于政治考量,对孙承宗大加赞扬,因为只有对孙承宗的地位提高,这样才能更加显得阉党有多么的可恨,朱由校有多么的昏庸!

其实,这也是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中最重点的部分。当然,王在晋也并没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的内容,他之所以这样策划,是跟他先前担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调拨辽东军需有关的。在当时,他就深感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出任辽东经略,他就对天启帝说:“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到了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一切都变了。孙承宗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把他们的军队调过来做了许多战略上的安置。孙承宗却对王在晋费尽心机所招来的蒙古人不分青红皂白,全一古脑赶走了。

孙承宗是明朝的战略家!为何有人说他毁了大明

孙承宗的工作思路是: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积极构建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他首先整顿山海关的关门防务,以“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说是稳定关门局势,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根基。

再次,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也就三四年时间,孙承宗心中的关宁防线已初具规模。他不无得意地说:“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崇祯长编》卷十三)。“四十七城堡”外,还修了数以百计的“台”。孙承宗沾沾自喜地向朝廷汇报:“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语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崇祯长编》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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