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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土豪怎样学外语?官员出访之前要抱抱佛脚

时间:2016-11-06 16:43:36分类:奇闻异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清末土豪怎样学外语?官员出访之前要抱抱佛脚

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狠话:“中国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

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英语。作为社会精英的政商人士不得不开始想方设法地学英语,以便与世界沟通。

皇族:九五之尊,“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第一个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另一个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他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别乱说)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学习英语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还是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

1917年6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闹剧很快消停,但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1926年溥仪、婉容与威林顿夫妇、庄士敦在天津张园的合影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各地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官员:出访之前,抱抱佛脚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为此,他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

为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英文数词、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故伎重演。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次子曾纪泽将这种用汉语注音的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

商人:英汉夹杂,“洋泾浜”语

如今,当中国人还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背诵着“How do you do”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Chinglish竟成了一时风尚。其实,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英语,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不断攀升,各地商贩趋之若鹜。

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学起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蒙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商人们说的洋泾浜英语中有着深刻的汉语烙印,姚公鹤先生就曾说过:“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曾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中国仆人很严肃地告诉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两位姑娘您现在一个都不能见。年龄大的一位正在楼上洗澡,年龄小的一位出门散步了)

你千万别以为“洋泾浜英语”是下里巴人的专利。董桥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听到邻座有人很谦虚地对他的茶友说:“我只会说洋泾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声说:“他也配?”可见正宗的洋泾浜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专用语。

“洋泾浜英语”并非上海特有,在广州、澳门、哈尔滨、台湾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的“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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