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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辽代佛教兴盛:一些大寺院竟“富可敌国”

时间:2016-10-31 11:51:30分类:奇闻异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奇特的辽代佛教兴盛:一些大寺院竟“富可敌国”

随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开始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辽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体现,我省的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原文化,越来越多地濡染着契丹人。

辽代佛教逐步兴盛

奉国寺位于我省锦州市义县城内之东北隅,自山门以内,沿中轴线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楼、无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筑,除辽代遗构大雄殿外,其余皆为清代重建。奉国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誉为“千年国宝、无尚国宝、罕有的宝物”,虽后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学界仍公认其大木结构乃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奉国寺初创之时的辽代原构。

大雄殿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斗拱比例雄大,屋檐高峻,气势非凡。殿无论是规模与形制,抑或铺作以及用材等,均已达到现今所知古代遗构的最大极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物研究所资深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先生发表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称,“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

辽自圣宗朝以后,其佛教进入全盛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而奉国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圣宗时期,其时佛教之盛,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所体现,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道儒说,契丹人本没有佛教信仰,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契丹人接触到汉族和女真族的佛教。为了使被掳掠的汉民能够在迁徙地稳定生活,契丹统治者开始容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

阿保机即位的第三年夏天,诏命左仆射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以纪功德。神册三年,又下诏建立佛寺。

当“燕云十六州”这些佛教兴盛的地区被纳入辽的版图之后,又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辽代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信仰开始渗透到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与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

世宗、穆宗和景宗(947年—982年)这三朝,辽代佛教逐步发展起来,而圣宗、兴宗和道宗(982年—1101年)这三朝,则是辽代佛教的百年兴盛时期。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内梁坊上的彩绘飞天

“辽以释废”有何根据

魏道儒认为,就辽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而言,基本上走了一条从信佛到佞佛的发展路线。特别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对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痴迷尤为突出。根据《辽史·道宗本纪》中的资料,咸雍四年(1068年)二月,他颁行自己撰写的 《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年)七月,颁行自己书写的华严五颂。此外,他还著有《华严经随品赞》等。太康元年,他命皇太子写佛书。

辽代寺院大多有相当规模的地产,其主要来源是社会的捐献,特别是辽帝室、贵族的大量施舍。例如,圣宗次女秦越长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舍田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舍钱13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内蒙古大名城)静安寺土地3000顷,谷1万石,钱2000贯,民户50家,牛50头,马40匹。还有些寺院,并没有直接获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赐,而是通过社会捐献的钱财购买土地,置办庄园。

辽代寺院一般都比较富裕,僧尼生活优裕。特别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道宗末年,政府财政困难,出现了寺院向国家捐献的现象。辽代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只有以后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间愿意出家为僧尼的人很多。

道宗时滥度僧尼的情形臻于极致,僧侣人口数量达到了高峰。学界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辽代总人口约近千万,道宗时的僧侣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6%。与辽同时代的北宋,其僧侣人口的最高峰是真宗天禧五年,僧侣人口占总人口数也不过0.92%。当时,这已经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认为当时僧侣数量之众,已经到了国家财政所无法承受的地步。

出使辽国的苏辙,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此言道出了在佛教的长期濡染浸润下,契丹人由强健变为文弱,辽王朝由雄盛转为衰微,国势由此一蹶不振。以致最后竟不敌以2500人起兵的女真,走向覆亡。

对于辽代佛教的消极影响,金末元初,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着“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 1247年,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曾就此说法征询他的意见,张德辉着力阐述了他对“金以儒亡”的不同看法,而对“辽以释废”一语未予置评。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辽代佛像

内忧的辽抗不住外患

历史上,完颜阿骨打起兵灭辽是辽灭亡的直接原因,但辽以那样一种“打不过人家”的方式覆灭,与其内部的“不安”也有很大关系。

耶律阿保机通过契丹族的世选制成为契丹迭剌部首领,从而登上契丹政治舞台创立了辽。世选制是契丹固有的传统,与“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世袭标准不同,是采用一定范围的“择选”方式来选出领袖,并有任期限制。所以,当他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直系后代,改变了这一“世选制”传统后,便遭到了同样具有世选权利的亲兄弟的挑战。其后,他任命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但遭到以皇后为首的各大草原部落阻挠,耶律倍最终未能以太子身份登上皇位。

此后,辽的几位皇帝——耶律德光、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也都是以世选方式登上皇位。直到辽景宗在外戚和汉族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册封太子,封建世袭制度才真正在辽确立,但世选派的影响仍然很大,辽兴宗、辽道宗、辽天祚帝三朝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都与此有关。从历史角度看,世选制和世袭制两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由此导致辽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这也是辽灭亡的原因之一。

此外,辽的边疆政策也留下后患。辽初统一东北的渤海国后,主要方略转为南侵中原,因此对东北地区采取了“迁人弃地”的做法。在辽初,这是正确举措,但在中后期,这里的军事力量就显得薄弱,《契丹国志》载:“景宗乾亨元年,自东丹国南迁,契丹经营河朔,不复顾。 ”

随着辽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契丹人口数量却没有相应地快速增加,可是辽的统治者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反而在其统治的广袤区域内,分地建城,派兵驻防,如此一来,辽的经济压力增大。到辽中期,这一问题已经日渐显露,成为摆在辽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大安九年(1093年)冬,蒙古族部落首领磨古斯率军进犯,辽军与之展开血战。虽取胜,但也付出巨大代价。同时,由于辽将更多力量投入西北防务,东北转而采用羁縻 (jīmí笼络怀柔控制之意)统治策略,更多依靠女真部族首领维系对女真各部的控制,这就为其后女真起兵灭辽埋下了伏笔。

虽然辽名义上仍保持对东北的管辖,但实际上,辽统治者很少干预这里的事务,各小部族纷纷自立,特别是女真部族发展很快,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女真部落集团。最终,辽天祚年间,东北女真变乱,辽国随之土崩瓦解。

族群失散了,文字失传了,文明失落了,这一切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于是,我们忍不住想问:那个曾经强盛的王朝,真的存在过吗?当我们寻访在辽沈大地,我们忽的有一种感觉:他们留给我们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份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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