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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富二代”评价蒋介石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时间:2016-10-31 09:02:43分类:奇闻异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民国“富二代”评价蒋介石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导读:蒋介石在黄山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一层的客厅里放着几只普通的沙发和木椅,墙上挂了一些照片,没有名人字画,晚餐四菜一汤,除一盘炖得极烂的蚕豆外,再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总之,在见识了云岫楼后,康国雄觉得“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周日午后,重庆汪山,还在上小学的康国雄照例在自家花园里等着将要到访的军官。

此时的中国,抗战烽火正烈。拱卫陪都的巴蜀之地,因中央政府迁播至渝而频遭日军轰炸,来自东、南省份的各路人物,也仅能在川内享得“未沦陷”的安宁。

散步的路上,军官在离康国雄几步之遥的前方不紧不慢地走着,遇行人多处,军官会说“请让一让,让委员长过去。”有人闪到路旁后就势喊一句“委员长万岁”,领着康国雄的蒋介石便向路人挥挥帽子并还以微笑。康国雄记得,第一次陪蒋介石散步后,刚刚和宋美龄拉过手的妹妹告诉他,“夫人的手好香啊!”

1966年8月,当康国雄被押上单位的批斗台时,童年这段经历已变成一项卓荦不群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无法理解如此头衔的来历,但他明白,康家和好多事一样衰落了,在这个世事难料的年代。

那天,台下一位同事带头喊出了“打倒康国雄”,不过此人立即被揭发曾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任职。“他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领喊口号的人也被押到台上,陪康国雄坐起了“喷气式”。

“他们让我承认,”康国雄用回忆解释,“我说‘我不是!’”

修建于1925年云岫楼

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初遇蒋介石的1941年,康国雄12岁。一天,蒋介石、宋美龄在汪山康家别墅后的山坡上野餐。康国雄听仆人说委员长来了,就拉着妹妹跑去看,未想惹得警犬一阵狂吠。蒋介石见状忙让侍卫把狼狗牵走,并叫兄妹俩过去聊天,还给了每人一块点心。临别时,蒋介石说下次来汪山再找他们玩。

从此,蒋介石凡到汪山散步都要特意经过康宅,行至门前,或者派侍卫官进去请这位小朋友,或者索性就兀自召唤“国雄!国雄!”一来二去,康国雄也摸清了蒋介石的规律——周六从重庆市里回黄山官邸“云岫楼”,周日下午从黄山来汪山散步。蒋介石到达之前,山路两旁会出现几个站岗的宪兵,看见宪兵,康国雄通常主动到前院花园等候。

待熟络了,蒋介石也曾邀康国雄去云岫楼玩,只是在少年康国雄看来,委员长的官邸实属“简陋”。蒋介石在黄山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一层的客厅里放着几只普通的沙发和木椅,墙上挂了一些照片,没有名人字画,晚餐四菜一汤,除一盘炖得极烂的蚕豆外,再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总之,在见识了云岫楼后,康国雄觉得“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康国雄说的“我家”不只是汪山上的花园别墅,还有重庆市区仅房屋面积就有3300多平方米的康公馆。在这座胜过“委员长官邸”的豪宅里,“不少东西都是进口的”,啤酒、丝袜、外国化妆品等时所罕见的高档货在康家沦为寻常物,客厅的照明设备是嵌在墙里的暗灯,“开灯之后只见灯光不见灯”。房屋的宽大更可以使蒋介石的住所降为蜗居,比如在公馆内的一间大厅里,康国雄二哥结婚时一下摆了20桌酒席也未显局促。至于偌大的宅院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国雄只记得家中仅仆佣就有40多位。每天吃饭前,为保证全家都知道开饭了,必须有人专职在饭厅摇铃,听到铃声,其他仆人再去请各自服侍的康家人。赶上洗衣服的时候,十来个同时干活的佣人在院子里排成长长一列,且洗且聊,煞是热闹。

虽然富有,康家还是要孩子遵守那个时代的规矩。康国雄说自己很少被允许坐家里的汽车,上下学都是搭公交车,或者干脆走着,因为在举国倾力抗敌的1940年代初,乘私车上学的富家子弟会被同学们大声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这样”,在康国雄的记忆里,“那时候好像就没有资本家敢让孩子坐私家车上学。”

关于家里的情况,康国雄也曾被蒋介石片片段段地问及,不过直到两人认识挺长时间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国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么关系?”有一次蒋介石问康国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国雄答。蒋介石这才恍然明了,“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于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佣

在当时的重庆乃至中国西南,康心如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是四川“美丰商业银行”总经理、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

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并曾和后来长期任《大公报》总编的张季鸾共同办报。1922年,32岁的康心如与美国金融家合作于重庆创建“美丰银行”,成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五年后,康心如将美国人的股份全部收购,由此使“美丰”转为华资银行。康心如对发展民族实业极为热心,故利用“美丰”的雄厚资力在重庆建设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不少基础设施。时至抗战爆发,大量人口从沦陷区涌入重庆,城市的水、电需求随之猛增,而相关供应得以足力支撑,可说康氏厥功至伟。1939年7月,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身兼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的康心如,因当选议长又开始在政界显露头角。

对于这样的实力角色,蒋介石自然不会轻视。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内称:“心如先生大鉴顷奉,委座谕请先生于便中驾临南岸官邸一谈”云云,落款是“弟陈布雷敬启”。康心如见蒋介石有邀,随即回信应约并如期赴会。不久后的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原来,以重庆为陪都的建议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蒋介石约见康心如则专为与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蒋介石对康心如还多予礼遇。1945年日军投降后,重庆市民曾于9月3日举行庆祝大游行。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最高军政首长身份坐在检阅车队的第一辆车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且非国民党员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辆车上,重庆市长贺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脱文人性情的银行家,康心如总是刻意同官场保持距离,虽然与他交往的达官显贵几令康宅户限为穿。

抗战开始后,有一天康国雄听家中佣人问“订好的酒席送哪里”,康心如说送到歌乐山孔祥熙家,细打听方知,康心如与孔祥熙素有交情,自从孔祥熙当上行政院长,康心如便不再与其联系。“现在他下来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给他做个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国雄说父亲重情,但从不巴结权贵。

三次申请报告音空信渺,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不抱期望了。关于人民银行为何不向“美丰”提供贷款,康国雄听到过两个故事。一是早年间,“美丰”曾有位职员拿了银行的几百大洋投往延安,共产党建政后,这位职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主要领导。“美丰的老人们和我谈过这事”,康国雄回忆,“他们说如果重庆人民银行不是由他管,或许事情会好办些。”另一则是从三叔康心之处听来的。1950年,康心之应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周恩来曾于家中宴请康心之,并在谈到“美丰”时说,“我们当初认为,四川应该保留美丰”,然后又对身旁的邓颖超感叹,“解放西南的时候,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没来得及跟到重庆!”

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康心如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康国雄身不由己地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而康心远、康心之和康心如弟兄也相继含冤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康心如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康国雄澄清问题。为此,康心如曾给好友章士钊、邵力子,以及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处长、后来起义投共的沈醉等知情人写信,希望他们为康国雄作证。之所以找到沈醉,是因为沈醉在其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提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康心之的小孩在黄山马路上散步”,只是将“小孩”的父亲错记作康心之。然而在沈醉回信后,由于章士钊认为“沈醉以前是特务头子,转他的信不合适”,康心如最终没有采用沈醉的证明。邵力子的证明信是康国雄登门拜请来的,离开邵宅时,康国雄记得邵夫人送出了一句“不要翘尾巴”,令他长久琢磨。

证明信最后被转呈给周恩来,没有下文。

又几十年,白云苍狗,康心如、康国雄父子早已获得平反,只是当年曾陪少年等军官的花园别墅和亮着暗灯的豪宅,在经历了借占、索买之后,已被尽皆毁去。令康国雄感到莫大慰藉的是,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给了康心如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书中说“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重庆的康心如……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

“共产党的党史写出我爸爸是共产党的朋友”,年已耄耋的康国雄把《党史》递过来,“你看,被称为朋友的没有几个。”在写有康心如名字的那一页,书脊已被翻裂。

人物简介

康国雄,男,1929年9月生,民国著名民族企业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1951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所谓“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遭受审查和打击。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系主任、副教授。后兼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打拼一片新天地。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疗。

那些年里,康心如每周六从重庆市里回汪山别墅。傍晚,康国雄的母亲通常会在客厅的方桌上摆好扑克牌和茶水,为了营造氛围,还要特意点上几支蜡烛。准备完毕,康心如在桌子的一侧落座,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刘航琛、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绍增、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各占一边,然后便是“罗宋”、“梭哈”等各色赌法齐上,直到周日清晨才散去。当时刘、范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康国雄却没看出两人有什么矛盾,他觉得这可能是父亲不谈政事只愿玩的缘故。然而爱玩的康心如却是赢少输多,在章君谷先生撰写的《杜月笙传》中有一则传闻,说在一次豪赌中,康心如竟把“美丰银行”输给了杜月笙,但那实在只是传闻。

最与康心如交好的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早在1910年康心如加入同盟会时,于右任就是介绍人,而且在自己上海的家里为康心如主持了入盟宣誓。抗战爆发后,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迁居重庆,从此更与康心如往还不断。于右任是草书大家,康心如因此曾请“于大哥”为“美丰”题写行名。或许是为了方便识读,于右任把“美丰商业银行”几个字写得甚为工整,而这也成为于右任少有的非草书珍迹。平时,于右任有空就会来康家坐坐,康国雄喜欢摸于右任的大胡子,于右任则称康国雄“康家娃”。由于偶尔也在康心如家小住几日,于右任对康家上下都算熟悉。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在离开重庆之前向康心如提出,要把康国雄大姑父的女佣阿英带走。康国雄大姑父觉得两人年岁悬殊,所以不太愿意,但阿英本人却乐得作于右任的如夫人,最终,于右任经康心如同意把阿英带回了上海,后来还和阿英生了个儿子。

向延安汇款美丰不设上限

其实于右任与康家的关系可以溯源至康心如的大哥康心孚。康心孚早年曾留学日本,因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会总干事得与孙中山相识,继而加入同盟会。有一次,孙中山问康心孚能否找人在上海为同盟会办报,康心孚说自己有个叫于右任的老乡可堪此任。孙中山希望于右任能先来日本,康心孚随后便给人在国内的于右任寄去路费,由此促成于右任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不久,于右任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随后返回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于右任在其所做诗文中也曾提到,“余识党中诸前辈皆心孚介绍”。辛亥革命后,康心孚先到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后赴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康心孚因在“五四运动”期间过度操劳而猝逝,“北大”及康心孚授课的其他学校为此停课一天,以示哀悼。

由于兄长康心孚的关系,康心如和两个弟弟康心之、康心远后来深得国民党人信赖。抗战年间,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要员不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长期住在康国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路经重庆,为确保蒋介石的安全,重庆市长杨森更是特意征用康心如的汽车和司机为蒋介石服务。

虽与国民党渊源深厚,康氏昆仲却对共产党有着更美好的向往,并曾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帮助。康心远的太太王棣华在天津读书时与邓颖超是同学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康心远曾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赠过一批家具。由于康心之家聚集了于右任、邵力子、张季鸾、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周恩来有时会前往拜访,还曾借地作过统战报告。共产党人董必武、吴玉章等则经常向康心之寻求经济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们都会带些宣传资料,如康心之在家,他们总能拿回一张数字体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则坐等片刻后留下资料离开。“当时敢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国雄认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执掌“美丰银行”和众多实业的康心如,为共产党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战期间,因棉花、棉纱、棉布紧缺,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成立了“花纱布管制局”,禁止这些战略物资的自由买卖,并对流通做严格限制。康心如通过“美丰”投资的企业生产、进口了一批“花纱布”和药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后,康家将这批物资全部捐给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运送时装了满满八辆卡车。然而由于没有“管制局”许可证,八路军的车队根本无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制品运到延安,事实上,八路军的卡车还未驶离重庆即被“军统局”的检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借助国民党内的关系,人情、金条并用地买通了军事委员会辎重汽车团,最后将这些东西伪装成国民党物资顺利运抵延安。此外,当时很多银行对于汇往延安的款项都有数额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丰”不设上限,因此“美丰”就成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向延安汇款的首选通道。

周恩来说本应该保留美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心如觉得他向往的美好就要实现了。此前几年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美丰”被折磨得元气大伤,至1950年4月,“美丰”已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维持经营,因而被迫停业。不过考虑到“美丰”投资的60多家企业尚在,康心如决定向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贷款周转,以助“美丰”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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