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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何出台官员只可骑马禁止乘坐轿子的规定

时间:2016-10-05 15:03:09分类:奇闻异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清朝为何出台官员只可骑马禁止乘坐轿子的规定

导读:康熙二十七年,曾下令将一名坐轿开赴作战前线的武职官员免职。雍正四年九月,出台了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的规定:“近闻副参游守等官,竟有坐轿并不乘马者,习赡养惰,莫此为甚,且身为武臣而以乘马为劳,与职守大相违背,何以训练兵丁。

清初,从王公贵族、八旗官员到汉族官员,骑马者多,乘轿者少

武职官员要带兵打仗,因此不得乘轿,原本是中国王朝的一个传统,如《万历野获编·勋戚》卷五载:明代“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即上马,不许用橙杌。”

清朝以骑射取天下,对此项制度的继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顺治入关后,从王公贵族、八旗官员到汉族官员,骑马者多,乘轿者少,所以对于官员坐轿之事,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顺治四年及九年,清政府两次颁布有关制度,在提到乘轿与骑马一事时,虽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官员乘坐轿子的大小等规制,但仍有“若不乘轿,愿骑马者,各从其便”的说法。当然,出于礼法的需要,清政府有时对乘轿一事也有关注。如顺治四年五月,有官员就平西王吴三桂等各路王爵乘轿一事请示,朝廷上谕回复说:平西、恭顺、智顺、怀顺各王,在镇守的地方可以乘轿,到京师则须骑马。但大体上,不论满洲王公还是八旗将领、官员,一般均有骑马的习惯,汉族文臣也多骑马,所以虽然定了乘轿的规矩,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

随着承平日久,官员中享乐之风渐盛,弃马乘轿者渐多

康熙以降,社会逐步走向安定,经济渐趋繁荣。承平日久,官员中享乐之风渐盛。不仅王公贵族,而且旗籍官员、汉族中的武职将帅多有弃马乘轿者。此种现象在康熙时即已引起当朝注意,雍正、乾隆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旗员与武职官员不准乘坐轿子的规制。

康熙二十七年,曾下令将一名坐轿开赴作战前线的武职官员免职。雍正四年九月,出台了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的规定:“近闻副参游守等官,竟有坐轿并不乘马者,习赡养惰,莫此为甚,且身为武臣而以乘马为劳,与职守大相违背,何以训练兵丁。嗣后副参游守等官概不许坐轿,以长怠惰之习。倘有不遵,该督抚提镇即行指名题参。”雍正六年出台规定:凡副将及其以下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如不乘马,“擅自违制乘轿者,革职”。当然,雍正时期的这一规定,主要针对副将及其以下官员,还没有对旗籍官员乘轿一事作出规定。

旗员及武职官员不准乘轿的规定,到乾隆时期成为定制

乾隆时期,陆续出台了禁止武职官员、旗籍文武官员及宗室王公乘坐轿子的规定。乾隆五年,针对汉族武职官员多有乘坐轿子的情况,重申了雍正时期的规定:“自副将以下至都司守备,俱公然乘坐四轿,甚至有前呼后拥,喧耀街衢者……各省督抚提镇,务将朕旨通行申饬。如仍不遵奉,即指名题参,交部议处。” 乾隆十二年,下令禁止年轻宗室公等及旗籍武职大臣乘轿:“年少宗室公等,平日亦皆乘轿。伊等不过间日上朝,自应练习骑马。似此希图安逸,亦属非是。此关系我满洲旧习,着力行禁止。”至于旗籍武职大员,“自应遵照旧制骑马,以为所管辖人等表率,若自求安逸,则官兵技艺,安望精熟。” 乾隆十四年,进一步强调外放为官的旗籍文武官员,60岁以下者,一概不得坐轿。乾隆十五年,细化了满洲籍文职大臣禁止坐轿的规矩。规定所有旗籍文职大臣,除60岁以上,身体的确不好者,一律禁止坐轿。除辈分高于皇帝和年纪很大的以外,王公亲贵亦禁坐轿。有乘轿资格的年轻亲王等,除了在特定的礼仪场合需要“列仪卫”,可以坐轿子以外,平时一律骑马。倘禁止后有坐轿者,着察旗御史即行察参,若御史不参奏,经访闻,连御史一块治罪。

有趣的是,乾隆帝多次发布禁止乘轿的上谕后,有的官员以为皇上是反感坐轿,于是改为坐车,乾隆帝不得不再次发布上谕,反复说明不许坐轿的意思:叫你们不坐轿,不是说你们没资格坐轿子,也不是你们不应该坐轿子,而是要你们保持“娴习武艺”,不要把满洲人的传统全都丢光了。乾隆二十二年,对于外省旗籍武职官员也明确规定:“各省驻防将军、副都统视在京都统副都统,凡武官皆乘马,将军、都统、副都统、总兵官,有老年不能乘马者,听奏明请旨”。亦即说,不仅旗人,绿营汉族将领都不得坐轿,年老体弱的要请旨,得到批准后才能坐轿。

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时期相对较严,此后则时紧时松

清朝对于违制乘轿的官员进行惩治,早在定制以前就已开始。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每一项规制,都难以贯彻到底,清代旗员、武职不准乘轿的规定也是如此。其间既有正常的“特许”,也有高官显贵的公然违制。

就一般情形而言,由最高当局出面给予的特许,都是有理由的,或者也是出于特殊原因。如,乾隆五十八年上谕:“向来武臣无乘轿之例,海兰察在军前效力多年,腿有宿疾,着格外施恩。赏令乘轿。”但这种特许或例外,易使一般官员感到乘轿也是一种尊荣,遂出现效仿者。如嘉庆年间,特许因保卫皇帝受伤的丹巴多尔济等乘轿,却导致一班官员“继者亦相率因之”。同时,也有一些特许,使贪图安逸的官员有了乘轿口实,如道光曾在谕令中说,如遇到“高山峻岭,逼仄崎岖,或稻田水曲,不能乘骑”等情况,可以允许乘坐“竹兜”一类的小轿或滑竿之类,这导致一些官员以此为由,寻机违例乘轿。

大体上,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时期相对较严,此后则时紧时松,越到后期,处罚越轻。有时是以违制乘轿的单一条款进行处理,更多的时候是一名官员的多项违规行为中,有违制坐轿这一条。道光时,尚有福建提督许松年因违例乘轿而被革职的事例,后来,类似的严厉惩治渐渐减少。光绪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整饬营伍,参劾宜昌镇总兵傅廷臣、郧阳镇总兵邓正峰“公然乘轿,毫无顾忌。旧制新章,一概置之不理”。但到了处罚时,却又说“姑念相沿旧习,量予从宽”。只不过是“请旨将其摘去顶戴,拔去花翎”而已。

公然违制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乾隆时出征台湾的大将军福康安,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36名轿夫抬行,速度极快。出师打仗,这位福大帅也坐轿,轿夫每人要备几匹好马,轮换时就骑着马跟着大轿行进。关于福康安的传说很多,他敢用这么大轿子是公然违制的行为,竟未受到处罚。在高官显贵面前,制度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上行下效,违制之事渐渐相沿成习。无独有偶,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本来就是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的,王錱为湘军中儒将,此人上阵打仗,不骑马而坐轿子,每每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上阵。

专制时代的政令,往往难于贯彻执行,社会上对于此类违制行为,也多是有人举报、弹劾时才进行追究,或者是在犯了其他大案时才牵扯出违制坐轿这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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