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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青天中国版福尔摩斯?但人生却有点惨不忍睹!

时间:2016-06-29 20:38:58分类:奇闻异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包青天中国版福尔摩斯?但人生却有点惨不忍睹!

民间传闻,北宋名臣包拯手中的权力非常大,“三口铜铡”上管君、下管臣,牛得不得了。其实,历史上根本就没这回事儿。首先,他当官没有传说的那么牛;其次,他手中的行政权力也极其有限。

包拯在民间被尊称为“包公”或者“包青天”,是执法如山、为民做主的班头,位极人臣、执掌权衡活判官,据说皇帝曾钦赐给他龙、虎、狗三口铜铡刀——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朝臣不忠;老百姓就更甭提了,清除几个市井无赖还用得着开封府费事吗?单说大人物吧,死在包拯铡刀底下的有当朝国舅、东床驸马以及数不尽的贪官污吏,还有自己的亲侄子……戏曲里的黑脸包公总像戴着一副大墨镜,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可使皇家低头的权力,自然能让老百姓产生深深的敬畏。也就是说,包公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他在正史中的实际作用。毕竟,他让水深火热的中国老百姓,模迷糊糊地看到了一点虚无缥缈的生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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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皇帝找个活爸爸,搞“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这是中国民间的一大恶作剧。老百姓有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总想自己说了算;可怜,出门怕外人,在家怕老婆,一辈子也碰不上个发号施令的机会,于是,清官就成了水深火热的精神寄托。那是中国人以特权取代特权的童话,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治梦”。他们的意志一经盖上“开封府”的官印,立刻就骑在了朝廷的脖子上,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也要跟着喏喏连声、点头哈腰;否则,开铡!老百姓供奉包青天,犹如睁眼瞎盼望黎明,即使包拯借尸还魂了,也没有平常人什么事儿——毕竟,他是皇上的人。

《宋史》中的包拯并非天天端坐在开封南衙,抬着铡刀,跟别人过不去,他的功名也是一寸一寸熬上来的。很难想象,皇帝会愚蠢到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加一个“紧箍咒”,被外人看管着。尤其赵宋,“不经过流血而诞生的政权”,文臣武将长时间地掌握一种权利,都难逃被猜忌、被掩杀的厄运。作为一名没有政治背景,单靠进士出身熬上来的普通官吏,他的相翅蟒袍、三口铜铡都是民间神化的道具。正史对他的评语既不算吝啬,也不算慷慨;只勾勒了一个正面角色的粗略轮廓:

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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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儿有限的权力未免令人失望,然而,的确仅此而已。其实,《宋史》也是二道贩子,汴梁城里的街谈巷议当然也属于对清官早期的神化过程,包拯惟一能摆到桌面的事实只有一件:开门办公——打官司的老百姓能“径造庭下”,同断狱官吏对话,这在等级森严的旧制约束下,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

说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都怵头,凭什么?铡国舅、宰驸马、打龙袍、砸銮架吗?当然不是,历史不承认民间附会的部分,尽管改造后的故事极富人格魅力和戏剧性。《续资治通鉴·宋记》讲到了包拯最露脸的几件大事,虽说牵涉权贵,但终究没闹到铡刀见红的份儿上。第一件,搞水利规划,拆除势族违章建筑;第二件,拿两任“三司使”开刀,由于他的弹劾,这些同僚被弄得丢官罢职、狼狈不堪:

第一件:有权有势的家族跨着惠民河道修造花园别墅,结果京师发大水,洪水流不出去了,包拯一句话,不管是谁,全给我拆!那些贪图小便宜儿的就找上门来讨损失,有的攥着地券,有的背地里篡改文书,倒霉的是包拯眼里不揉沙子,末了,这些障眼法都露了馅儿,便宜没找着,还吃了一身的官司。

第二件:有个叫张方平的,曾做过三司使,他在任上的时候,手脚就不干净,据说有“坐买豪民产”的劣迹,包拯翻出旧帐来,狠狠地劾奏这个家伙一本;后来,宋祁接替张方平的职位,不料,又遭到了包拯的白眼儿和非议。

拆势族的房子、抓同僚的把柄,尽管包拯担任御史中丞的角色,怎么说也是捅娄子、讨人嫌的差使。其实,他手里并不存在皇帝封赠的“三道铜铡”,与普通官吏一样,他只有在御座面前当值听喝的份儿。倘若皇帝不高兴或者发脾气了,能硬着嘴辩白几句已经算直言的诤臣了。这样的言论是要写进正史的——皇帝、大臣都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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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和《宋史》都记载了包拯劝谏仁宗皇帝赵祯“设立储君”的史实。这是任何帝王都非常敏感的话题,一开始赵祯就抱有敌意,他反唇相讥,几乎让臣子没有再张口的机会;好在包拯并没有吓得语塞汗流,皇帝问得刁,回答得更刁;虽说这个场面不如戏台的表演精彩,包拯却冒着那个时代的“撄鳞”大罪,为自己的言行公开辩解。真实的历史中,有几个敢于同皇帝犟嘴、饶舌、拗脖子?两部正史都未遗漏这段典故,足见,这是包拯仕途生涯的精彩一笔:

庚戌,以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群臣数有言者,未审圣意何久不决?”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为宗庙万世计耳,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

让包拯约束皇帝,是民间一厢情愿的杜撰;把他宣扬为说一不二、左右朝堂的“鹰派”人物,未免夸大了他的影响力。皇帝跟前不只包拯一个大臣,庞大的文官队伍人才济济,他们的才能与学识不存在巨大落差。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甚至讥讽包拯没有读会几本书,这样的批评往往被老百姓有意掩盖、抹杀了。人们情愿相信一个完美无缺的精神偶像——哪怕被修饰得变态、走型。包拯一连铲除了两任“三司使”,最后自己取而代之,这种“窃位”的做法自然招人戳脊梁骨。欧阳修则公开挑刺儿,弄得包拯心慌意乱,连上任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看来,万民景仰的“包青天”也有舌头短的时候。

《宋史》把包拯的晚景描述得落魄孤寂,亲戚朋友都让他得罪遍了,没人登门,也无人理睬;年逾花甲的包拯,吃穿用度还非常寒酸。官儿没了,只有对子孙吹胡子瞪眼。他在遗嘱里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哎,这个倔老头子,以为自己是灶王爷呢,死了还能管千秋万代的事儿。何苦操这份闲心呢?或许,这也是他老人家的无奈之处。既然没有能力“兼济天下”,也只有最大限度地“独善其身”了。做清官——可敬,可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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