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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大清废帝溥仪约见胡适时两说了些什么?

时间:2016-06-27 16:52:05分类:奇闻异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大清废帝溥仪约见胡适时两说了些什么?

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1906年出生,3岁登基,1911年退位时不过5岁。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土肥原贤二煽动,出走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因此,1931年后日方对溥仪的报道多半带有粉饰的意味

不过,上世纪20年代初,溥仪尚在紫禁城中,个人对英美文化极是醉心,还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Henry)。他刚刚大婚,忙着练习骑自行车和打网球,并没放多少心思在复辟这种没前途的事情上。当时,冯玉祥尚未逼宫,逊清皇室的生活相对安宁,“东北王”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正如胶似漆。如果此时有人说溥仪将来会变成关东军的傀儡,去建立什么“满洲国”,多半会被当成天方夜谭——最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也猜不到溥仪未来的命运。所以,那时日本记者对溥仪的报道尚存在一定的客观性,并带有一种旁观者的好奇。而作为外国记者,文章又是写给外国人看,他们的报道更少禁忌,视角也比较独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溥仪。

两派师傅的矛盾

民国期间曾有一则新闻——小皇帝溥仪电话约见大教授胡适。至于为何要约见胡教授,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电话刚引进中国不久,溥仪对这种新鲜玩意着迷而又不知道该给谁打,穷极无聊之下,顺着电话簿一位一位地拨号,这才找上了刚刚装上电话的胡教授。

一位化名秉均学人的日本记者,在《大陆》杂志1923年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名为《清帝复位说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饶有兴味地提到了这件事,他认为,溥仪约见胡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请教。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更有逻辑、更可信的解释。

此时的溥仪,刚刚17岁,正处在一个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他身边有一位英国籍教师庄士敦(原名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出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曾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为他打开了接触外界的窗口。这对长在深宫中的溥仪来说,颇有吸引力。然而,溥仪身边还有一批由清廷旧臣充当的“师傅”,这些老学究对洋鬼子庄士敦并不怎么喜欢,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用四书五经教导这个小皇帝。

这给溥仪带来了相当大的烦恼。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在紫禁城中过着封闭的生活,师傅们的教导不会因为庄士敦的出现而被推翻,然而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也给了皇帝很大冲击。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

约见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探病经历。秉均学人写道:尽管觉得师傅们的看法多少有些脱离时代,但受儒家“天地君亲师”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体会到师傅们对自己期望殷切而又爱护备至,溥仪对这些师傅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最亲近的是一位姓陈的师傅。一次,这位师傅生病,溥仪便前去探望。

笔者根据中方史料考证,此事并非日本记者信口开河。这位姓陈的师傅应当是陈宝琛,根据《钓鱼台备忘录》记载,陈宝琛有一次生病,溥仪的确前去探视,时间是1922年。

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早年入翰林,因直言敢谏而闻名。1911年,陈宝琛开始担任溥仪的老师。他在溥仪的师傅中任职最早,时间最长,感情最深。多年后,溥仪去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的时候,陈宝琛不顾老病之身赶去劝谏,可惜这时他昔日的学生已经不听他的了。溥仪后来回忆道:“在我身边的遗老中,他是最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日本记者秉均学人推测,可能由于长期不能与生父生活在一起,让溥仪对陈宝琛有了类似于父亲的感情。溥仪去探望生病的师傅,也是基于这样的私人感情。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探望在陈家引起的却是轩然大波——陈家上下数十口跪在门前阻止溥仪入内,理由是皇帝探视臣下违背礼法。

其实,这样的事情清朝早期的一些皇帝也不是没干过,以此表达对臣子的宠信,臣子家人一般会受宠若惊。不过陈家的举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施压——老臣们看到小皇帝总是亲近洋鬼子及其西洋学问,在用一切手法和机会进行劝谏,以逼迫其回到“正道”上来。

无奈的溥仪闷闷不乐地回到了紫禁城,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真情变成了劝谏的筹码,而且他又不能和任何一方的师傅谈,后来总算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听说胡适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胡适又不是庄士敦这样的洋鬼子,于是决定打电话给这位大教授。

日本记者对此事的描述到此为止,并没有说明胡适先生面对溥仪的问题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胡适日记里的秘密

1922年5月30日,溥仪和胡适在养心殿会面,溥仪称胡适为先生,而胡适则称他为皇上,两人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有意思的是,胡适后来在谈到这次约见时,只字未提日本记者所说的那个烦恼,他说当时与溥仪谈的主要是文学。

那么,是日本记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假新闻,还是胡适对此顾左右而言他呢?由于当事人已过世,无从核查。

不过,以胡适一贯谨慎的个性,其故意避而不谈的可能性很大。胡适是新文化领袖,溥仪则是逊清废帝,两人的见面在当时很敏感。人们更多地关心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政治符号。会见结束后,胡适因称溥仪为“皇上”,还在舆论中颇遭责难。批评者认为他的叫法是“奴性”的体现。与此同时,清宫的师傅们也对皇上召见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大表不满,担心溥仪会被胡适“蛊惑”,不再努力去当他们期待的“明君”。

这种情况下,如果传出溥仪是因为不知如何面对师傅们而请教胡适,无论对谁,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笔者倒是认为,日本记者的说法极有可能是个合理解释,并非假新闻。

揭秘:大清废帝溥仪约见胡适时两说了些什么?

胡适后来曾隐约表达了对溥仪的同情,他形容溥仪是“有个性”的少年,并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心中的无奈:“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这首诗,胡适没敢发表,把它藏在自己1922年6月22日的日记中。从诗里的文字看,见面时溥仪似乎真的曾向胡适倾诉过某种烦恼.

每天用英文写情书

与胡适见面后,溥仪怎样解决自己的烦恼不得而知。至少对陈宝琛,他如同一个合格的皇帝那样,没有去较真地和师傅说明这次探病的本心,而是很快给陈宝琛加封了“太傅”的头衔,并将养源斋作为私产赐给他的老师。陈宝琛后来为此高兴得大宴数日,可能是为学生开始懂得怎样做一名皇帝而得意。

然而,日本记者的记载以及今天流传下来的清宫旧影,却清晰地给我们展示出了另一个和“皇帝”这个称号很不相近的溥仪——他既有青春期的烦恼,也会在宫中打太极拳,甚至给婉容点烟。

或许因为冯玉祥逼宫时撤离仓促,在清宫的档案中可以找到相当多来不及处理的英文书信,大多是溥仪和婉容之间的,他们彼此用“亨利”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相称。当时,清宫的“第一家庭”只有3个成员:逊帝溥仪、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三人天天见面,溥仪和婉容却依然用英文通信。在那个时代,就算在西方,这也是很浪漫的事。档案中甚至记载了婉容如何手把手地教溥仪吃西餐……很难想象这是后来只会板着脸照标准照的那个皇帝。

看来,即便是在宫廷这样极端泯灭人性的地方,只要有种子,人性仍然会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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