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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李世民的评价

时间:2017-05-26 09:55:19分类:历史真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朱熹对李世民的评价

朱熹评价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有过很多的成就,当然他也犯过很多的错误,对此大家是否知道历史名人都是如何评价李世民的呢?朱熹又是怎么怎么评价的呢?下面就让小编来告诉大家吧,有兴趣的可以进来看看。

历代名人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

欧阳修:“其(唐太宗)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

文天祥:“太宗全不知道闺门之耻、将相之夸、末年辽东一行、终不能以克其血气之暴、其心也骄。”

陈普:“文皇仁义播敷天,李氏无伦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炀帝,蜀江更起度辽船。”

朱熹:“(唐太宗)一切假仁借意以行其私。”

朱熹评价李世民 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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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唐太宗)夸大而好名。”

明太祖:“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战斗。”

朱熹眼中的唐太宗: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朱熹评价李世民 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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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事见《李文公集》卷九。)

其实太宗皇帝一生的最大惭德,除了以非法手段登上帝位之外,便数他对历史的公然践踏。《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太宗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

太宗皇帝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错,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朱的意思是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往后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在这么一件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令人遗憾的是,却不见了一向以能言敢谏出名的贤相魏徵的声音。

后来,魏徵的五世孙魏谟为文宗皇帝的起居舍人,正好负责《起居注》的记录工作。文宗皇帝向他索要《起居注》看,魏谟便奏道:“古置左右史,书得失,以存鉴戒。陛下所为善,无畏不书;不善,天下之人也有以记之。”皇帝却说:“不然,我既尝观之。”魏谟说:“向者取观,史臣为失职,陛下一见,则后来所书必有讳屈,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且后代何信哉?”于是,这位并无多少贤名的君主就此便打消了再次观看《起居注》的念头。

朱熹评价李世民 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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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史官的独立性工作的尊重上,号称贤君的太宗皇帝还不如他那位碌碌无为的后代子孙;在确保史官的独立性工作上,号称贤相的魏徵同样不如他那位籍籍无名的后代子孙。

因为有唐太宗那样的大明君肇其始,后来的效法者更有藉词了,太宗皇帝碰得,别人自然也碰得,独裁者们的身后声名,从此无须仰赖他人了。自宋代开始,史官们无一例外,均将《起居注》进呈皇帝本人御览,后来这样的讨好还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仪式。明代的皇帝则直接参与《起居注》的指导工作,清代亦如是,可以说,到明、清两代,所谓的《起居注》,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帝王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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