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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谁?

时间:2016-10-22 11:36:58分类:历史真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谁?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止,前后历经凡三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堪称选人三大法。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任,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陈群传》)。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选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备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动,推行科举制,使得贫寒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那个乱世,一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一句褒贬,而关乎他人一生的沉浮荣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而起到奖掖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绅士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百姓无所适从,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日知录》载:“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南朝之齐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此二人确值得赏识,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边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两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一层的东西搞清楚了,也就无须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南怀瑾先生对五代“不倒翁”冯道赞誉有加。士大夫把持清议,连皇帝都没得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诒徵的观点是对的。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给他想了一个辙子,很有趣,叫“称旨就席”。历史上有奉旨填词,有奉旨去当道士,现在宏兴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个地坐,可见当年等级之森严。寒门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连凳子都不给坐,只能站着,更不用说看茶了,情况确实很糟。换句话说,如果王球肯卖皇帝一个面子,给宏兴宗的屁股底下垫个东东,哪怕只是马扎,也就意味着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认。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刚弯下膝盖,只听得一声吆喝,紧接着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着他,说:“你不能坐。”文帝见宏兴宗败兴而归,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不过文帝不死心,过了几天,亲自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复让那些想吃“天鹅肉”的庶族们彻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说:“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也是刘宋时,纪僧真凭自己的能力,从一个“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尝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纪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让皇帝封他一个,孝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于是去找江敩,这回是肯让他坐了,可是纪僧真刚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对孝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们便不把改朝换代当作一回事,皇帝要换尽管换,我只做我的士大夫。这种心理在张岱这个人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刘宋时,诸王如刘休若、刘子顼、刘子尚、刘子勋,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张岱也都先后服务过这些人,做他们的咨议参军。张岱每到一州,办事得力,上下级关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经,张岱说,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办事,处事公平,待人以礼,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与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关系,也不会发生让他人讨厌、忌恨的事。张岱的话固然是为人处世的要方,可在儒者们看来,怎么说也是欠忠诚。而这事确实不好办,要按这标准切下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难得见完人。当年就有隐士,因为看不惯这种风气而现身责难。

齐建元元年(479),齐高帝萧道成封赏辅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亦被加官进爵。褚渊的母亲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儿巴西公主为妻。王俭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一说是武康公主,吾从《通鉴》),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儿阳羡公主。褚渊与王俭,是姨父与外甥的关系,与刘宋可谓血脉相连。可是一转瞬间,从原来的皇亲国戚而成为开国元勋,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个叫何点的隐士,写了一本《齐书》,这样评论褚渊、王俭:褚渊是世家大族,王俭也不愧为国家精英,但他们连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现在的齐国呢。批得很狠。褚渊的长子褚贲耻父失节,在褚渊病逝后,就隐居在父亲的墓侧,终生不出来做官。可是史书上说,王俭言谈举止,一依儒家古训,齐武帝时,王俭在家开馆,培养了很多学子,重开儒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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