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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掌权关键在于其特殊的身分:而非其政治手腕

时间:2016-10-22 11:13:24分类:历史真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慈禧掌权关键在于其特殊的身分:而非其政治手腕

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说,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则“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正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到了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正统皇权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伦理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既然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否则,即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中,清廷决定从热河回銮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显然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銮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奕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銮等罪名。她正是利用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发动了朝局之变,开两宫垂帘听政,这是咸丰帝万万始料未及的。

1861年11月2日,奕沂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诉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诉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沂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另据王闫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诉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诉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由此可见,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虽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也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充分显示出来,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就慈禧个人而言,她的确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人们切不可忘记的另一点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是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分。她占有新帝生母的有利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以后对恭亲王奕沂的多次贬抑打击中,在其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而反过来,严酷的封建专制让举国上下一潭死水,长夜无歌。臣关系变而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后来则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死节愚忠观念。在这种国家政权之下,当权者人人噤若寒蝉,谁敢轻易发表不同的声音?不但大多数人“不说话”,少数人说了,留下白纸黑字,会招致更大麻烦。焚书坑儒,以言贾祸,史不绝书。即使偶尔有正直之士敢于发出一点称世之音,虚骄自大的最高统治者又何能听得进去?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清史稿》卷466)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残暴,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中国人造出世界第一张纸,却没有确立书写自由的制度。“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们决不能低估,更不可无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的国体问题,从字面上看,应该说已经解决了。可是,除了袁世凯、张勋之流想公开挂出“帝国”招牌外,众多武人、政客和御用文人心里想的、实际干的仍然是独裁专制的勾当。

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他们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书籍的大行其道。另一本《中国没有榜样》更声称是“一本从全球视野看待中国崛起模式”的普及性读物,他们的口号是:“西方不是上帝,美国不是救世主”;“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激情之书;澄清中国观念谬误的清醒之作”。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年的中国帝王只知道当别国的“榜样”,却不知道吸纳外国的先进经验,他们从来不屑于“蛮夷之术”,以致当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在国门耀武扬威时,还有人沉浸在“刀枪不入”的幻觉中难以自拔。《论语·述而》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认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准则是包容,取之所长弃之所短天经地义。换句话说,以先进国家为榜样并不等于维护他国利益,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本国的尊严。

光绪时期,慈禧太后以瓷胎珐琅瓶一对,赠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感到十分高兴,于是大开酒筵,招待皇亲和大臣来欣赏瓷瓶。从此,我国珐琅彩瓷轰动了欧洲。能否在真正先进的文明成果面前放下身段,汲取其长,也许这正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区别所在吧。前人尚能如此,后人想必不会再倒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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