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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明朝东南倭乱 倭寇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

时间:2016-04-17 17:57:43分类:历史真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明朝东南倭乱 倭寇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

这个问题,在明代史料当中,其实是清晰的。官修《明史·日本传》里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里也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是嘉靖时代关于“倭寇”的官方说法——倭人占十分之三,中国人占十分之七,倭人占主导地位。

内部奏折中的说法,略有不同。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中律,曾对皇帝说:倭患的起源,是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虽称倭寇,“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也向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根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倭寇”内部,中国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也同时牢牢把握着领导权。

揭秘:明朝东南倭乱  倭寇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

事实上,“倭寇”这种称呼,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就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满,万表说:海贼大头目王直、徐碧溪的亲属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遥法外;王直等贼寇四处荼毒生灵,地方官却每每上报说是“倭寇”进犯,真是自欺欺人。浙江慈溪知县薛应旂也说:称呼海贼为“倭寇”,是中了海贼之计。海贼中虽有倭人,但“主谋响导”者仍是“中国之贼”,这些人假冒倭寇,藏匿身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戚族人不受牵连。

表中倭寇名录,出自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该书汇集数十种史料与地方志而成,对倭寇资料的整理颇为全面。由表中可知,“倭寇”中的主要头目,清一色都是中国人,次要头目中,日本人所占据的比例也不高

表中倭寇名录,出自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该书汇集数十种史料与地方志而成,对倭寇资料的整理颇为全面。由表中可知,“倭寇”中的主要头目,清一色都是中国人,次要头目中,日本人所占据的比例也不高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倭寇”,与明代严厉的海禁政策有很大关系,其中,1529年停止中日贸易,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节点,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倭患”愈演愈烈。对此,嘉靖朝官员唐枢,有一句很精辟的总结:“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因为有这种背景,“倭寇”的行为就常常显出一种复杂性。譬如,大头目王直,在地方政府默许其对日通商时,曾一度积极参与抓捕真倭寇;而当地方政府改变态度后,王直又转做海贼,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帜。民心也同样游移不定。万表感慨:杭州的店家,明知对方是海贼,仍然“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地方百姓,对待贼寇,也“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时人记载,漳州一带的假“倭寇”回乡,“皆云做客回,邻居皆来相贺”。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的说法最夸张:“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抚将帅,所有人都是贼寇。

简言之,戚继光时代,所抗击的“倭寇”:1、大部分是中国人;2、有倭人掺杂其中,但不掌握领导权;3、明代史料清晰记录了“倭患”真相,明朝官方仍长期沿用“倭寇”这个说法,与海禁政策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官方不愿承认动乱的源头是海禁;另一方面,把动乱归因为“倭寇”,又适足以强化海禁的合理性。

这种“历史真相”与“现实需要”之间的裂痕,在明代灭亡之后,曾一度消失。至近代,因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裂痕又再次出现。在3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按照“皇国史观”,将“倭寇”描述成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史,而无视16世纪的日本政府也站在“倭寇”的对立面;另一种,则基于“中日亲善”的需要,有意识地强调中国人在“倭寇”中占有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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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中方的一些学者,在30-50年代,并未因现实中遭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而曲解历史。如杜鸣治30年代的研究认为:因赋税繁重,海禁严厉,嘉靖年间,“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上自官吏,下至富商大贾,沿海居民皆与倭通。”范文澜在40年代的著作中也说:“中国奸人却占大多数”,“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50年代,又有史学家尚钺、吴晗等人,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其实是一场内乱,乃是“东南沿海工商业实力人物”和“明王朝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视了中国商人的主导地位是不合事实的。”遗憾的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述研究成果,很快就被遗忘了。

自80年代至今,“倭寇”问题仍在不时牵动着中国的对日民族情绪。2005年,曾有网民赴安徽歙县,砸毁了明代“倭寇”头目王直新修的墓碑,理由是:王直乃勾结倭寇的“汉奸”、“民族败类”。由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两国学者在“倭寇”问题上的表述,也存在微妙的差异。日方报告的说法是:“倭寇对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一种外部存在。……无论其首领,还是其成员,多数是中国人;地方有势力者(乡绅阶层)与倭寇勾结,插手走私贸易。……1567年海禁解除,消除了倭寇出现的根本原因。”而中方报告,则回避了对“倭寇”内部成员、权力构成的描述,仅简单称之为由日本人和中国沿海商人、海盗联合组成的“海商武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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