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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国民党到底多土豪 百年国民党 党产知多少?

时间:2016-04-15 09:10:09分类:历史真相来源:中国历史网

揭秘:国民党到底多土豪 百年国民党 党产知多少?

国民党的党产,多年来一直是台湾纠缠不清的政治议题。近日,国民党公布专案报告,向外界透露家底,尚有166亿元新台币。据该报告,1949年带往台湾的227万两黄金,及数十万件故宫国宝,也都曾被列入国民党党产。

那么,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国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究竟有过多少党产呢?

1945年之前:靠财政养党,无“党产”之说,党务人员薪资待遇差

在1945年之前,国民党没有所谓“党产”一说。自1925年孙中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党务费用,即不依赖党产,而主要由国库支付。1927年国民党全国执政,党务经费遂成为政府财政中的一项固定开支。国民党所主办的教育、文化、新闻事业(如中央日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中央广播电台)等,也都由国家财政负担运营经费。①

这种做法长期受舆论批评。但国民党以“训政党”自居,对外界的批评一直不以为然。如1941年12月,国民党元老居正公开站出来,力挺“党务经费由国库开支”完全正确。居正说:“现党外一般人认为党务经费不应由国库支出,党内同志也有以为党部支用国家公币为不正当。我们在此应明白本党是建国的党,所有党员既为建国而努力,则党部经费应由国家负担,乃一极合理的事情。”②

不过呢,因为蒋介石“以军统党”,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日子并不好过。据统计,1937年之前,国民党每年的党务经费,占财政总支出不足3%;抗战爆发后,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其中,超过一半的经费被用于发薪。而较之政府工作人员,党务工作者的薪金水平是很低的——抗战前,一个省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加上办公补贴最高可达2000元左右;但同级别的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只有150元,也很难拿到什么补贴。抗战期间,差距变得更大。所以呢,一方面,“国库养党”给国民党招致很多外界批评;另一方面,党务工作者因薪水低,又大都不安于做党务工作,“县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③,国民党成了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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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曾主管国民党党务。晚年在回忆录中感慨国民党中委竞相找关系去政府兼职,只是为了更高的薪金

1945年-1949年:搞“企业养党”,但因响应金圆券改革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宣布要结束“训政”。“国库养党”遂失去了名义上的合法性。按国民党的公开承诺,“国库养党”规模逐渐递减,到1948年,党务经费将不再列入国家预算。为自筹党费,此一时期,国民党正式开始大规模地置办党产,主要方式是“企业养党”。

本来,国民党在抗战末期,曾设想过另一种“党员养党”的办法,号召党员“月捐”来维持党务运转。但结果非常令人失望,1944年所得的党员月捐总额,只能满足该年度党费预算的0.07%。故此,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作出决议:县级以下党部,继续搞“党员养党”;省市中央党部,创办党营企业,走“企业养党”的新路。④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通过接收日伪资产,迅速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从实业到金融的党营企业体系——其中,较大的中央党企共计13家,另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党企——为“合法”拿到日伪资产,国民党当时声称:本党领导抗战损失惨重,其党产损失部分应由政府补偿。不过,在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中,这些党企,因服从国民党的指示,全部损失惨重,一蹶不振。如资本雄厚的中央级党企亚东银行,本储备有黄金4156条,美钞14万余元,因响应改革,将黄金、美钞悉数上缴中央银行。改革失败,该行流动资金也损失殆尽。稍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崩盘,这些党企大部分没有来得及撤往台湾。据1949年底的一份统计,因内战失利,国民党损失了90%左右的党产,约670万美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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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金圆券改革失败,民众蜂拥冲击银行兑换黄金。此次改革中,国民党“党营企业”损失惨重

50-80年代:搞世界上最奇怪的“党营企业”,赚到盆满钵满

1945-1949年间,国民党在台湾,只接收了一批日伪的电影院和新闻机构作为党产。蒋介石迁台时,“除了几个党营文化事业之外,只有一家党营生产事业(齐鲁公司)”⑥。所以国民党迁台初期的党务经费,曾短暂回到由财政支付的老路。

至于“从大陆带来的227万两黄金和外汇,以及数十万件故宫国宝”,被列入国民党党产,主要是因为这批东西,是蒋介石在1949年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当时已辞总统职务),下令秘运至台湾。不过,这些黄金与外汇,绝大多数被用在了军费和台湾的经济改革当中,而非国民党的党务经费——1949年6月,陈诚曾用这笔钱在台湾发行了“新台币”;1950年6月,俞鸿钧密报蒋介石,他所能掌控的运台黄金已只剩54万余两,只够再支撑3个月军费(蒋随后下令清查所有运台黄金,集中至“国库”,共得108万两之数)。⑦

去台后,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30年内,积累起巨额党产,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党”,主要还是因为又重新搞起了“党营企业”。50-80年代,除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外,党营经济成为台湾身份最为微妙的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党营企业是国民党的私产;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是台湾的执政党。所以党营企业可以很便利地与公营企业合作,攫取政策红利;而民间财阀,也乐于跟党营企业合作,以换取政策上的便利。到70年代,负责经营国民党党产的俞国华,又将“党营企业”升级为“党资企业”(引入公营、民间资本,由党资控股),国民党的党产遂迅速暴涨。有学者如此总结俞国华此举之奥妙所在:

“俞老总之妙招,在于钻公司法之漏洞,改以控股公司之面目,扩张党营事业也。盖国民党独资经营事业,则靠党寄食者众,经营不善矣。若党官合股,又与财阀结合,形成党官财‘利益共同体’,则可利用官方许可特权、财阀精明算盘,而改善经营体质矣。”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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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国华(中),被认为是国民党党产在70-80年代暴增的头号功臣

李登辉时代,国民党的党产净值达到最高峰,随后迅速萎缩

80年代末,台湾解严。为应对舆论对“党产”的批评,国民党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改变合作对象,避开公营资本,更多地与民间财团、企业合作;二是化整为零,稀释党资、分散持股,扩大投资种类。

90年代,国民党党产长期由李登辉的亲信刘泰英掌管。为应付舆论“党产公开上市”的压力,刘泰英干了两件事。一是大规模地出售股票,套取现金;二是遵照李登辉指示,将这些现金,大量用于海外投资。李登辉这个指示,除转移党产化解舆论压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可以很便利拿党产去海外运作黑金政治,为其“外交政策”护盘。刘泰英这些做法,一方面洗白了不少党产,盈利也有可观增长——到1994年底,国民党名下有7家控股公司,投资事业121家,资产净值377.7亿余元新台币;1998年,资产净值达到了900多亿元新台币。但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国民党内部不少人的利益(如大规模出售股票后,很多用于安插退休老党员的酬庸性职位,就没有了),加之李登辉与刘泰英随意挥霍难以监管,所以在1995年,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公开党产的呼声。⑨

2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因党产问题失利,其党产也进入迅速萎缩阶段。至2005年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时,已只剩311亿元新台币。为彻底摆脱舆论上的被动,2009年,马英九提出“党产归零”计划,欲赶在2012年大选之前,清理掉国民党所有的盈利性党产。但因种种原因,该计划迄今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所以,近日才又有了绿营强推“不当党产条例”,国民党公布党产专案报告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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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泰英,被称为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大掌柜”,因涉多宗金融弊案而被判入狱5年,2011年出狱

注释

①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明确规定:“本党所从事的教育文化及经济等事业,原为国家事业,其费用应为国家事业费。”②江沛,《战时中国国民党党务经费问题初探》,收录于《一九四0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③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P195-197。④《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1945年5月17日。《革命文献》第76辑,1978,P390-391。⑤孔祥增,《国民党党营企业在大陆的衰败与落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⑥许介鳞,《战后台湾史记》,文英堂出版社,1996,P233-234。⑦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P276。⑧许介鳞,《战后台湾史记》,文英堂出版社,1996,P256-264。⑨同上,P26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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