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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足够使用

时间:2016-04-12 20:27:44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郑和七下西洋: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足够使用

明代东莞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规模都极为庞大,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总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又以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约在九成以上,除军事任务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类工作。

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往往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很多人有去无回,史书有云“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郑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七下西洋时病逝于海外,导致整个远征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

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也早让朝中诸多高官觉得很不爽,他们有意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料。故除了郑和本人在《明史》立传外,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理干部的生平,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大多数普通随员的事迹,则几乎湮没无闻。

尽管如此,经过当代中国及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仍从史料中梳理还原了至少60多位随员的资料,他们大多来自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有名有姓、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员共12人,东莞籍的占了5人,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如果按此比例推算,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千多人中,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

郑和七下西洋: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足够使用

原来,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人员,多出自直隶(迁都北京后又称南直隶,大致是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和南京行在卫军,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一般军官和士兵,都是从各个卫所调拨。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多从闽、粤、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选,大量民夫、杂役,则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

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从广东出海,当地壮丁应征随行,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编纂的《广东通志初稿》中就提及,永乐十九年时,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韶州(今韶关市)时,征用民夫、骚扰地方的情形。

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吾粤中路咽喉地”,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这些东莞人在“征西洋”过程中也屡屡立功。如东莞县人钟左,因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间在旧港(印尼第一大岛,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政机构)接受招安归国,他本人蒙荫加入锦衣卫,“下西洋二次有功”,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东莞县人李真、陈永华,多次“赴西洋公干”有功,升任锦衣卫镇抚司。

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父子兵”黄子成、黄本奴,父子成出身卫所,早年在海运途中殉职,子本奴递补,数下西洋,因功先升总旗,再升百户,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

商城记·东莞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同一年,郑和奉旨六下西洋。此乃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远行。

关于本次下西洋的准确日期和实际出发港,史书上记载不一。近年来,据广东学者考证,郑和船队很可能是在当年十月中旬,由华南大港广州放洋出海。而早在14年前,即永乐五年九月,郑和二下西洋,也是从广东起航。

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印象中,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大多从福建出海的说法,有所出入。更有意思的是,现存极为有限的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有若干广东籍人士,尤以东莞人居多。

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与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业发生联系,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下西洋的东莞人

在明人茅元仪所著《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图中上部可见“东莞所”字样。

靠海吃海在商言商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

永乐元年(1403年),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在北方频频用兵,同时四出遣使,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

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因此,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房舍120间。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船队从广东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锡兰等,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郑和七下西洋: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足够使用

民间史籍记载,永乐一朝,广东官船频频出海,走私活动(也相当活跃,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所军士,都有参与。粤东海滨,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来往密切,甚至窝藏接济,冲击海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称:

“到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在当地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以主其地”,并传位给子女,俨然称王。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前面提到过,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升正千户”。华人移居海外,喜欢聚族而居,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

此外,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时任元地方官的东莞人何真,也以东莞、广州为基地,一度凭险而守,割据岭南,后来审时度势,归附明太祖。他麾下很多东莞籍军人被调往南京行在充当卫军,估计就有获选拔随郑和下西洋者。

“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

“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

郑和七下西洋,固然让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华王朝声威远播,但为此付出的财政负担也相当沉重。明人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说,下西洋“须是动支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恐怕不全是夸张的话。故当年宦官四出搜刮财宝,为朝中大臣诟病之事实,多见于史书。在广东地方志上,也留下了若干记录。

明嘉靖年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之“民物志”内,提到永乐年间采珠事三次,头两次就在东莞县。第一次是永乐四年(1406年)春三月开始,“东莞军人王保儿告,大步海出珠蚌,可采为国用”,到永乐十三年才下诏罢采,但第二年又下诏复采。到了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行在锦衣卫带俸指挥钟法保上奏称,他是东莞大步海人,熟知滨海的横沙、潭石等处皆有珠池,产大珠,请求派遣宦官同往开采。

原在东莞县境,今属香港地区的大步海“珠池”,早在五代十国的南汉(917~971年,辖今两广及越南北部)时期便远近闻名,经历代滥采,到明代资源已近枯竭。明洪武年间短暂开采,又复封禁。到了永乐朝,郑和下西洋急需大量珍珠,作为航行至各藩国时分封、赏赐之用,曾派重兵把守该珠池。东莞籍军人屡次献计采珠,不排除是以此图为进身之阶,或借机中饱私囊。

永乐四年第一次在东莞采珠,与永乐五年郑和二下西洋从广州出发,时间上颇为吻合,有学者推测两者之间或有直接关联。因此,在郑和下西洋的宏大事业中,东莞地方曾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可忽视。

二百余年后,大明江山已经变色,寓居东莞的明朝忠实遗民屈大均,在他的笔记名作《广东新语》里,详细描述了广州港出海口的万千气象:

“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虎头者,天地之阳气所从入……海者地之宗,故祀南海神于虎头门之阴。门在广州南,大小虎两山相束,一石峰当中,下有一长石为门限,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出虎头咫尺,则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诸番非表而吾非里也,大唐之地止乎此。”

虎头门,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东莞虎门,为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外洋船舶进出广州港的必经之地。屈大均又有一首流传甚广的竹枝词,缅怀大明盛世时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遥想当年,郑和使团两度浩浩荡荡由此起航下西洋时,坚船巨舰上的万千官兵,包括那些刚刚挥别家乡父老的东莞人,也必定为生逢盛世而心怀骄傲,为即将展开的扬威之旅振奋不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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