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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吴佩孚是如何从均是领袖变成政治领袖的?

时间:2016-06-10 20:45:42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解密:吴佩孚是如何从均是领袖变成政治领袖的?

南北战争(护法战争)期间,因吴佩孚在衡阳擅自停兵主和,并以“学生”的名义与段祺瑞公开辩论,直皖两派矛盾随之公开化。再往后,因上海的南北和会吵吵嚷嚷,无果而终,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级。

山东问题的发生,皖系遭到责任追究,这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个乱中崛起的时机。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一个派系能否脱颖而出,占据政治与舆论的制高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人物的目光与胆识。

冯国璋系统的直系,其实体主要由三者构成: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因三地均处长江沿线,故称“长江三督”。

1918年10月,冯国璋卸下代总统之职,告老还乡,李纯成为长江三督之首。

白坚武时在李纯帐下做门客,5月25日,白坚武在上海徐家汇顺直同乡会馆发表演说,称山东问题“非仅青岛去留,实为国家存亡问题”。

呼吁抵制日货,最后,豪气十足地宣称:“吾直军人居全国军人过半以上……中国若亡国,除非直隶人尽死之……”白氏此言,等于把直系摆到了救国图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罢发生之后,白坚武立即“电告李督,并修函劝其应时而起”。

白坚武作为李纯的门客,其对直系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李纯,指望李纯站出来,率领直系“应时而起”。不幸,白坚武投错了门户,选错了主公,李纯不过是一平庸之辈,并无应时而起的才识与胆略。6月8日,白坚武由上海赶回南京,与李纯“晤谈两时,殊失望”。其后,李纯府上又发生一件令白坚武更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许德珩、左学舜来宁,拟进谒督军”。但结果是,李纯“告以有病,约不能见”。将全国学联代表的主动联络拒之门外。

解密:吴佩孚是如何从均是领袖变成政治领袖的?

自此,长江三督在政治上趋于没落。

就直系而论,冯国璋系统之外,便是曹锟系统。徐树铮对曹锟颇为轻视,曾私下议论曹:“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不过,那位见多识广、与多国领袖人物打过交道的顾维钧,则这样评价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我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曹锟到底是头脑无识,还是恢弘大度,这里不作深究,总之,曹氏帐下偏偏有这样一位将领:资历不深不浅,职位不高不低,但却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且具有强烈的领袖欲,此人即陆军第三师师长、前清秀才吴佩孚。6月9日,吴佩孚于同日发出两份电报。

吴电之一,致电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曾于5月25日下达一道强硬命令,要求对不服劝阻、继续游行演说的青年学生,“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随后,各地依据此项命令,对学生运动实施压制。针对这道命令,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想见。我政府当轴诸公,对于我大总统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剀切晓谕,而趋重逮捕,窃恐操之过急。”此言等于公开指名批评徐世昌的这道命令。一个师长批评总统,此种“犯上”之举,在那个年代的现役军人中并不多见。与康有为相同,吴佩孚也是把五四学运与古人联系起来,表示:“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这里,汉之刘陶,宋之陈东,成为五四学运合法合理的历史依据。言必称典,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论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吴佩孚在思想意识上的积习。

接下来,吴佩孚为五四学运大唱赞歌,电称:“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强压迫,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青年学生“以草击钟”之举,多多少少怀有本能的同情。

最后,吴佩孚告诫:“如必以直言者为罪,讲演者被逮捕,则是扬汤止沸,势必全国骚然……大狱之兴,定招大乱,其祸当不止于罢学、罢市已也。师长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讳,忧之深有不觉言之切者。仰恳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一面促开国民大会,宣示外交得失缘由;共维时艰,俾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

通观吴电,的确体现了其人“罔知忌讳”的一面。

吴电之二,致电总理钱能训。

吴佩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日本可能对华施以威胁,“万恳我总理坚决镇定,勿受其欺。盖以我国陆军虽不尽精良,然分别简选,对日尚能敷用。即以驻湘双方军队论之,官兵屡经战事,实验颇深,以之敌日,纵不敢云券操必胜,亦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此差堪自信者”。此言等于倡议,停止南北内战,将双方军队一致用于对日卫国之战。仅就舆论效果而言,此类倡议无疑是颇为迎合民心的。

关于对德和约,吴氏认为,日本也存在许多内外矛盾,因此政府应电令中国代表,“趁日本内外不能兼顾之时机,对于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倘中日交涉至万不得已而诉诸武力,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也。师长忝列戎行,对于国家有捍卫之责,届时敢请联合湘、桂、粤、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

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说到底,就是敢不敢与日本抗衡。对此,段祺端在 5 月 24 日的敬电中表示:“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5月 25 日,倪嗣冲通电支持签字,电称:“自青岛问题发生,嗣冲以邦交重要,尝与僚属切实研究。窃以国力诚强,则直接交还未始不可办到,惟回顾我国,本以积弱相沿……对外之力既属薄弱异常,而坛坫折冲,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两电,等于在日本面前自己认输。此种言论究其根源,无不出自甲午、庚子之败。《公言报》就在其社评中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甲午一役,李文忠初主和议……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等等。

的确,甲午、庚子之败,是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但是,其中的经验教训究应如何记取,认识并不统一。总之,与段、倪以及《公言报》相反,吴佩孚偏偏声称“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胜败未知谁属”,等等。吴氏之言是否“清议一流”,姑且不论,但肯定可以博取“高名”。

吴佩孚于6月9日发出的两个电报,一份致总统,一份致总理,以一个师长的身份,与总统、总理讨论时政,指点国策,仅此做派,至少是自视甚高的表现。

数日之后,徐世昌以总统一职作赌注,通过辞职换来各方挽留,同时换来各方对于签署德约的支持。一时间,“两害取轻”“全约签字”的呼声逆势上扬,一些曾经反对签字的,又转而赞成签约,例如陈光远。还有如张作霖,事不关己,置之不理,既不赞成,也未反对。从整个军政上层来看,基本状况就是追随、动摇、旁观。也就在此时,吴佩孚发出数道措词激烈的通电,从而在衡阳这样一个偏远之地,树起反对签约的大旗。

6月15日,吴佩孚草拟了一份通电稿,以公开发表的方式,征求西南各方意见,建议南北将领联合署名,共同反对签署德约,此即轰动一时的删电。

首先,吴电声明军人的卫国之责,内称:“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盖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酖自杀也。况天下兴亡,匹夫俱与有责,而失地亡国,尤属军人之辜。吾国数百万军人,厚糜饷糈,竟坐视强迫执行(指山东条款,引者注),不能作外交之后盾以丧失领土,是军人无以对国家,而政府亦无以对人民也。”

然后,吴电以质问的方式,转而向各国列强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此次欧洲战争,联合国家(协约国,引者注)以公理战胜强权,兴灭国,继绝世,非为强陵弱,大兼小也。即如波兰、捷克斯罗瓦克,为已灭之国,尚可恢复,而我国固有之青岛,竟不可收回……已亡者可以复兴,而固有者不可复得。他国加入协约,皆获利益,我国加入协约,反受损失,揆诸公理,岂得为平!”

兴灭国、继绝世,是周武王时代采取的一项收复人心的安邦之策。波兰、捷克早已灭亡,欧战之后再度复国。那么,波兰、捷克亡而复国,与中国的“兴灭国、继绝世”的安邦理念,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相通之处,这里不作深究。总之,吴佩孚引用此典,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此类典故又是中国人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尤其是这一句:“已亡者可以复兴,而固有者不可复得。”对比强烈,简单易懂,就宣传而论,极易引起民众的共鸣。

徐世昌等等之所以主张签字,其中的一项主要考虑是,拒约将影响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并损失一些有利条件,此即所谓两害取轻。对此,吴佩孚均不认同,认为:“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此六国之所以亡也(指秦灭六国,引者注)。”“如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之害较轻,而后祸无穷。丧失要塞、军港、铁路、矿产之大权,与损失区区不可必得之关税、赔款,两害相权,孰轻孰重,当有能辨之者。”

所谓两害取轻,关键是如何认识两害。吴氏所言,就是从当前与长远的视角,提出对问题的认识,如此相权之下,两害的轻重就发生变化了,

解密:吴佩孚是如何从均是领袖变成政治领袖的?

徐世昌等人的取轻之论,也就成为短视的一方。

最后,吴佩孚以极其犀利的言词表示:“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雠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惟恳我政府以民意为从违,以军心为依据,坚持到底,万勿签字。”

因删电还是征求各方意见的草电,尚未经各方署名,故称“某等”。

删电高亢而激烈的言词,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自各方封疆大吏纷纷发表挽徐通电而支持签约以来,拒约的呼声在军政高层一度被严重压制,“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删电的发表,打破了军政上层这一令人窒息的局面。

由于删电言词过于激烈,对日本的抨击几乎无以复加,引起北京的些许不安,代总理龚心湛立即致电吴佩孚,表示:“青岛问题,中央毅力坚持,以期规复,已切电专使提出抗议,保留签字,苦心维护,当为天下所共见……台端所拟通电,晓谕全国作政府之后援,言出至诚,深堪赞美,但关邦交之际,似稍未合,务请暂留后发,一俟欧会交涉全文达到,再为损益得中,通示全国,较属得体。”〔2〕因吴电尚在征求各方同意,并非正式发表,为此,龚心湛要求“务请暂留后发”,以免惹事生非。

可想而知,龚心湛的“暂留后发”的劝告,不可能被桀骜不驯的吴佩孚接受。删电在征得各方同意之后,稍作文字修改,由南北61位将领共同签署,于7月1日联名发表。署名者包括谭浩明、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等。

吴电经过草电与正式通电两次发表,引起公众舆论热烈反响,全国和平联合会致电吴佩孚:“报载我公删电,义正词严,举国钦佩,吾民疾痛惨呼,誓死以从公后……夫军人无分南北,对外本为一致,其甘心丧国者,不过狃于目前权势,不肯轻于牺牲。得公振臂一呼,速发通电,则民族自决之心,由此坚定,亦何患功之不成,敌之不摧也。”显然,吴佩孚的个人声望在急速上升。

必须指出,吴佩孚毕竟不处在中央执政地位,其对外言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如果从执政当局的地位来讲,“异族腥膻”“淫娃木屐”等等侮辱性言词,是不宜采用的。

还是在这段时间,吴佩孚在衡阳高调会见了湖南学联代表。据载:“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君,同上海全国学生会派来代表周君,日前往衡阳谒见吴师长。当蒙极力优待,并盛称此次全国学生之举动,谓彼必为学生保障,凡力所能为者,必尽力为之。”

湖南学联由彭璜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当年5月下旬成立。

如前所述,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曾前往南京要求会见李纯,但被李纯称病拒之。在现役北洋高级将领当中,敢于“极力优待”学生代表者,本已极少;敢于“盛称”五四学运者,则少之又少;而高调表态“必为学生保障”者,恐怕仅吴氏一人。

自此,吴佩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其个人身份的重要转型,由一个军事明星,变为政治明星,由一个高级将领,变为直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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