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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黄兴如何从团结奋斗到最后分道扬镳的?

时间:2016-06-01 19:23:20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孙中山与黄兴如何从团结奋斗到最后分道扬镳的?

黄兴与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曾经声应气求、并肩战斗九年,后因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而一度分道扬镳。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乃是两种自由观的直接碰撞。

黄兴与孙中山

黄兴与孙中山合作始于1905年组建同盟会,而其合作的基础之一,就是自由平等思想。孙黄的人生经历尽管各异,但有一点却非常相似,他们都是经过西学的洗礼而确立革命思想的。孙中山虽然“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受过传统文化的薰陶,但从十三岁起到二十六岁,却主要置身于夏威夷、香港等资本主义社会,接受着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从而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制度的强烈反差,痛感祖国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难,于是乎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愿望。他提出必须“步武泰西,参行西法”,把西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

孙中山与黄兴如何从团结奋斗到最后分道扬镳的?

孙中山早年的自由观承认“人人有天赋之权”(《在广东旅桂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强调自由“专为人民说法”,“全为人民全体而讲”(《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这显然带有十七世纪英国霍布斯、洛克等人自由观的烙印。霍布斯、洛克都强调天赋人权,在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上,主张个人是第一位的,社会、国家是第二位的,个人是本源,社会、国家是派生的,个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

孙中山与黄兴如何从团结奋斗到最后分道扬镳的?

黄兴从小受到封建教育,读经书,习八股,应县试,沿着传统“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前进。1898年正当戊戌变法运动趋向高潮之际,24岁的黄兴进入张之洞创办的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两湖书院,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学说,“对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脑蒂中矣”(《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

1900年,黄兴曾参与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活动,并赋诗抒发崇尚志士和憧憬自由的情怀:“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1902年黄兴东渡扶桑,留学东京弘文学院。他的挚友龙绂瑞说:“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则醉心卢梭《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推*翻“专制政体”,“创建共和”,使中国“立于世界竞争之场”(《黄克强先生癸卯华兴公司革命避难西园事略》)。

孙中山与黄兴如何从团结奋斗到最后分道扬镳的?

1905年,黄兴与孙中山殊途同归,携手创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说:“民党以主义、政见为团结,官僚派以金钱饭碗为团结。”孙黄团结自然也离不开“主义”和“政见”。这可以从孙黄共同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得到说明,如其中宣称:“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可见,三民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和资产阶级民主决策、相互制约机制等,是孙黄合作的“主义”和“政见”,也是他们共同奋斗的基础和目标。孙中山作为总理,是由会员投票公举的,任期和权限也均有限制。

孙黄从团结奋斗到分道扬镳,导源于1914年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后,孙黄流亡日本。孙中山“夙夜以国事为念,每睹大局之颠危,生民之涂炭,辄用怛恻,不能自已”,于是决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再图革命,蕲以牺牲之精神,尽救国之天职”。他“鉴于前车,惩于覆辙,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致黄景南等函》),因而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的要件”(《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

入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中华革命党总章》),“甘愿服从”孙中山一人(《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据亲历者居正回忆,孙中山以坚定的态度、强硬的语气对“革命同志”说:

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兴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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