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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康乾盛世时期执行着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时间:2016-05-07 15:28:11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解密:康乾盛世时期执行着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周边藩属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乾隆时期对周边小国不断扩张,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

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

来往国家

日本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帝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好处,于是于1685年颁布了《展海令》 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政策致使去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同年,日本政府则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自行减少。

日本人翻译了康熙《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1788年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於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希世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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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

康熙时期组织两次雅克萨之战,驱逐沙俄侵略军,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国文化。俄罗斯人主要想学喇嘛教经典,因为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很多民众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人来华,还想学习满汉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

对于俄国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派专人教他们。由于这种方式学期不长,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定期派人来中国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双方在恰克图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俄罗斯派4名传教士到北京传播东正教,并派6名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语言,每10年轮换一届,俄罗斯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开始正规起来。

雍正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十分重视,不仅将他们安置在北京东江米巷(后改名东交民巷)的“俄罗斯馆”内,还在教育上设立专门的满族助教来教育他们。当时的满洲助教是胡什图汉,汉族助教是陈宪祖,二人专门负责俄国官生的教学事务。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每月给俄国留学生银钱、米和日常生活器物,甚至在其学成归国之际发放路费。自此之后,在150年里,沙俄一共派了14批传教士团、共155人次的僧俗人员,其中除了神职人员外,还有医生、画师、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和专职留学生,共60多人。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朝勘察了东北边境多条河流的河源,抑制了沙俄在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侵扰野心;而且在蒙古地区和西北新疆地区抑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

因为俄国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人在边境抢劫,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清朝对俄国进行了贸易制裁,外禁皮毛输入,内禁茶叶输出,使俄国至少损失了五百万卢。

中亚

康熙帝还派间谍出访蒙古、中亚,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呈报,书中甚至很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西方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闭关锁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而清廷“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 但是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清政府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 1727年,又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1757年,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乾隆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乾隆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

清廷此举制约了出海贸易的发展,也影响了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错失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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