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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何制定“子贵母死”制度?

时间:2016-05-07 15:26:42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解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何制定“子贵母死”制度?

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翻开《魏书·皇后传》,关于“子贵母死”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

“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

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

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文成皇帝而薨;

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献文,……依故事……薨;

献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兴三年薨;

孝文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旧制薨;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暴薨”。

解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何制定“子贵母死”制度?

这份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称“依故事”死;孝文贞皇后林氏,可以称“依旧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刘氏,为什么也称“以旧法”死?带着这份疑惑,笔者仔细翻阅了《魏书·序记》,既没有发现这种“故事”的明确记载,也没有找到此类“旧法”的杀人事件。这就说明,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牺牲品。那么,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是怎么产生的?拓跋珪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呢?

普遍认为,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其实不然。众所周知,“主少母壮”和“女主颛恣乱国家”,是汉武帝“立子杀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病症。当时,刘弗陵只有七岁,尚在冲龄;其生母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汉武帝六十九岁,风烛残年。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拓跋珪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纯属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笔者认为,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血腥变革。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成为独裁皇帝,是形成“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拓跋部能够复国,北魏能由弱变强,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立相助,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拓跋珪是政治家,是开国皇帝,而且受过灭国之苦,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他必须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其生母刘氏,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那么,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达到离散外戚部落、杜绝外戚介入、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也是产生“子贵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既然“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拓跋珪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笔者认为,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珪“远同汉武”,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拓跋珪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丧命。刘氏死后,拓跋嗣“哀泣不能自胜”。拓跋珪开导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号泣”。这种软弱的表现,让拓跋珪很失望,由盛怒转而露出杀机,拓跋嗣吓得“游行逃于外”。拓跋嗣失踪后,拓跋珪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绍,就必须要赐死其生母,即来自母族贺兰部的贺氏。关于这件事,《魏书·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处理:“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墓,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踰宫犯禁。……太祖驚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可怜道武帝竟死于亲生儿子之手,而且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间接受害者。这一制度,一开始就充斥着血腥。“太宗在外,闻变乃还,……赐绍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虽然反对“子贵母死”,但他素来“纯孝”,最终无条件继承和沿袭下来。从拓跋珪开始,“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北魏易代前的惯例。这种做法虽然丧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对于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传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这两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边;儿子没当上皇帝,他们的生母岂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赐死后,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来抚育。太子即位后,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她们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们的子侄也被封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这就造成了,生母没能专权,保太后们反倒干预朝政。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解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何制定“子贵母死”制度?

随着封建化进程的推进,北魏后宫几乎成了汉女的天下。她们自身无法干预朝政,也没有强大的“外家”影响朝局,“子贵母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却一直被人捍卫着,僵化着,并演变成为后宫铲除异己和争权夺利的最好借口。拓跋濬的贵妃李氏之死,就是个例子。据《魏书·皇后传》记载:“文成元皇后李氏,……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验问,皆符同。及生献文,……太后令依故事。……临决,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遂薨。”入宫前,李氏曾被别人霸占,这让思想保守的常太后心里很不痛快。李氏怀孕时,常太后竟然亲自去“验问”,鉴定是不是龙种。生下拓跋弘后,李氏从普通妇人直接封为贵人,仅次于皇后,这让皇后冯氏感到恐慌。所以,在对付李氏的问题上,两个女人同仇敌忾。

此外,冯氏还有别的目的。冯氏从保太后身上得到启发:亲自抚养皇储,以控制将来的皇帝。为此,冯氏利用“子贵母死”先后害死了三位母亲,即拓跋濬的贵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通过这种卑鄙手段,冯氏先后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两位皇帝,长期临朝听政,并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随后将其杀害。冯氏的侄女入宫后,其行止与冯氏无异。据《魏书·皇后传》记载:“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帝心。……后……暴薨……或云昭仪所贼也。”自己没有儿子或者生不出儿子,就“杀其母,而养其子”,强抢未来皇帝的抚养权,以便将来参与朝政。从冯氏开始,“子贵母死”制度变得更加灭绝人性,北魏宫廷已经被阴毒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书·皇后传》)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后来,胡氏不惧“子生身死”,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因功“进为充华嫔”。为皇统大计,元恪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由拓跋宏废止,依据是“子贵母死,……高祖终革其失,良有以也”,其实不然。林氏死时,拓跋宏确实曾提出过“不欲袭前事”,但因冯氏反对,“故不果行”。此外,《资治通鉴·梁纪》也记载了北魏废除“子贵母死”制度这件事:“天监十一年(512)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笔者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一日不除,妇人干政的现象就不会断绝,这也正是西汉“立子杀母”一代而终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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