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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为何成大昏君?真相竟是太聪明太有作为

时间:2017-03-07 09:35:55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隋炀帝为何成大昏君?真相竟是太聪明太有作为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其实不见得个个都是昏庸之辈。乐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毕竟是少数;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嫔妃玩做买卖游戏的南朝东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实也就是心思没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论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是因为太聪明了,结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个昏君,这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之聪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会逊色。他自己也认为,就算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应该做皇帝的。话虽有点浮夸,但此公才学确实有,还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跟士大夫诗赋唱和。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多少有点意思,至少不像现在名气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那么俗气。

《隋书》上说他“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应当说有点道理。杨广文才不错,武功也有那么点,隋平南陈,他是行军元帅,北却突厥,他还是出征的主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没有给将士们添乱。即使是痛贬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可是,造化就是这样弄人,被聪明所误的人,在聪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炀帝杨广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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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聪明而且多才,恐怕杨广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手笔的动作,后来让唐朝占了那么多年便宜。独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创制,多半出于这个被后人骂为“炀”的皇帝,特别著名的是科举制度。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备和发达的官僚结构,被后世史学家许倬云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让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惊叹,怎么中国那么原始的帝制,却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制相伴。当然,调动几百万民工修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以及兴百万大军屡次征伐辽东,也是他的大手笔。只是这样的大手笔,最终让他丢掉了江山社稷。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多的遗惠后世的大动作,却因此身死名裂的。不仅科举制让后来的皇帝把天下英雄尽数纳入彀中,而且大运河也让后来的王朝尽享漕运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骂名。毋庸讳言,在当时,这些大手笔的施展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中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商业,但却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发展出成型的商业社会,国家也没有对应的制度和税收策略;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商业发展的限制,更是进不了国家战略的视线。所以,历代王朝都只能以小农经济作为立国的基础,而小农经济是经不起国家大手笔动作的。修建东都和大运河,成百万人耽误农时,消耗储备,一已为甚,何况再乎?农业民族,从本质上讲是不宜扩张的,对外战争,最高的限度是防卫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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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始皇这样的雄才大略,挟灭六国之势,击走匈奴之后尚且得修长城,可见进攻态势之不可取。百万兵上阵远征,百万人沿途馈粮,幸而战胜,尚且难以预后,何况战败!说到底,中国不是一个商业国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资源,也需要靠武力维持商路的畅通;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无视海洋的运输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谋取更多的资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里,只能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否则就要出大麻烦。当然,在史家眼里,这个亡国之君跟他的同类一样,有着雪崩式的道德败坏的经历,矫情做假、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说更是把杨广说得像恶魔一般:弑父杀兄,淫母奸嫂,杀人取乐,甚至还近乎色情地描写他坐着羊车在众多宫姬住处之间游走,为了能得到他的临幸,宫姬们竞相在门口堆满羊爱吃的食物。尽管后者荒诞得有点像后现代先锋派小说,但实际上两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品质和道德的败坏。事实上,隋炀帝的奢费并没有耗尽国家的储备,而使隋朝从仓储之粮满赢,到饿殍满眼的转换,恰是因为他动机看起来还不算坏的大手笔。“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乱折腾、大折腾,老是翻锅。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诗人的话当不得真,据说这是古训,说是唐朝一位诗人做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见了,很是哀怜,说: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没的事,我只是做诗而已。后人嘲笑这位仁兄,说:既然是做诗,何必把兄弟全搭上,为什么不写“娇妻伴僧眠,美妾入禅房”?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拿诗人的话当真的。同样是唐朝,唐宣宗时,令狐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此人有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吗?令狐回答说,诗人的话,当不得真的。两下僵持了半晌,最后唐宣宗说,先让他上任干着,紧看着点,以观后效。乖乖,差点因为一句诗,丢了好大的一个肥缺。

唐朝毕竟是唐朝,皇帝虽然把诗人的话当了真,也不过是担心诗人光顾着下棋耽误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王安石变法,大才子苏轼写了几句诗发牢骚,结果被御史摘出,逮捕下狱。转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兴文字狱。不过,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上书写什么“生民作则”之类的话拍马屁,不幸拍在了马腿上。朱元璋用凤阳话把“作则”误会成了“作贼”,结果拍的人纷纷掉了脑袋。真格的诗人,因为做诗丢命的好像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明朝采用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特务密探神出鬼没,诗人的诗兴未免稍减,大家一哄而起写小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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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刚刚兴完大狱,杀了宰相胡惟庸并三万余大小官员,废了宰相,自己既当国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脑,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从翰林院找来几个老儒,帮他处理公务。其中一个名叫钱宰,年事虽高,但办事写东西还算让皇帝满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宠爱的一个“秘书”。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见过皇帝,朱元璋说:你昨天做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呀,何不改“嫌”为“忧”呢?老钱宰吓得一个劲地磕头。

到了清朝,皇帝进步了,自己就有爱诗如命的,像乾隆一个人做的诗传下来的据说就有四万余首。不过他一爱诗不要紧,诗人的脑袋可就有点危险了,几十上百的文字狱出来了,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诗句,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清朝皇帝的“盛世修书”。诗人的话,还就是被真真切切地当了真。诗人的话被当真,诗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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