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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

时间:2017-01-24 10:33:47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解密: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

清代中期的管同(1780-1831)曾指出明清风俗之异。他说明代时大臣专权,而清朝即使是大学士和地方督抚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明代时言官竞相言事,而清朝的御史们都可有可无;明代时的读书人讲学结社的甚多,清朝则完全见不到这样的事例;明代的士大夫能够主持清议,清朝则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淘汰了那些胆敢议论时政的人。管同总结说,明代的风俗是“官横而士骄”,清代虽无此弊端,然而士大夫只知道仰承上意,缄默畏葸,于是上行下效,在社会上养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这是不良政治的根源(《拟言风俗书》,《因寄轩文初集》卷四)。

管同身在清朝统治之下,用词婉转,对明清两代的风俗各有贬斥,但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清末的刘师培就要激越得多,他说明代的读书人虽然“疏于考古”,但是“切于通今”,取得功名的人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政治得失都烂熟于心,相比之下,清儒“廉耻道丧,清议荡然”,只求其是、不求致用,完全丧失了儒家士大夫的淑世情怀。(《清儒得失论》)

道光朝以下,像管同、刘师培这样批评清代士风的论调层出不穷,在政治道德主义的语境下,清代士风败坏似乎成为一种共识。即便今日跳出王朝本位的史观,研究者也都承认,从晚明到清代前中期,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士大夫政治定位的不同,则是这个转变的重要表征。至于转变的推力,自然首在清代前期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但是像禁书与文字狱运动这样的文化管控行为,究竟如何作用于一般读书人的思想世界,并进而引起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仍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轮廓。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尝试描述这个过程与机制。他从福柯处借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比喻权力如通过毛细管的水一样,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普通读书人内心最隐秘的部分。虽然作者自承,书中只有三篇论文是在此主题之下,分别是《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但是实际上,全书所收各篇论文所讨论的清代思想与学术史的现象,无不在权力的笼罩下发生,也或多或少地都有权力的烙印。

解密: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

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就曾提出过清代的文化政策导致社会生活“非政治化”的看法。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篇论文中,王汎森更详细阐述了这个现象:“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462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这种“非政治化”状态的写照。

很容易理解的是,“非政治化”并不是不要政治,而是不能议论政治,或者自觉地不对政治发言。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化,或者干脆说,“非政治化”的状态本身就是过度政治化或曰“泛政治化”造成的。

儒家传统以建立在血亲纽带上的家族关系为核心,政治只是家族治理的副产品,并不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三纲五常,只有君臣关系是政治性的,其他的都可以与政治无关。但在专制君主看来,皇帝本人就是整个社会的大家长,国家就是家庭的拟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王土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自然也都归王权管辖,一件事是不是具有政治意义,完全取决于王权的看法。清代前期君主康雍乾,说话中常带一种天覆地载、君师合一的君父口气,就是这种心态了。

雍正朝有许多著名的文字狱案,除了“名教罪人”案、曾静案之外,还有“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等等

文字狱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原因亦在于它把一般人认为不具政治意义的事情政治化了。例如曾静案,明白无误是一件谋反大案,姑不论立场如何,但既然谋反,就会有相应的严重后果,这是无论如何见闻寡陋的人都能承认的,所以并不能算作文字狱。真正大出于历史经验之外的,是之后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皇帝和钦犯公开辩论清朝的头号政治敏感话题——华夷问题,这才真正对社会造成冲击。倒是记录在《清代文字狱档》中的那些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案子,更能体现“泛政治化”的特点。比如乾隆四十六年,河南桐柏县的老秀才程明諲跟人发生冲突,他的学生替他出头打架,乾隆认为这是“师徒朋党”,将程明諲杀了头,学生们都革去功名,每人打了三十大板,就是皇权过于敏感的显例。至于著名的“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只不过是马屁拍错了人,就被提到名教纲常的高度,当然也会强烈提醒天下的读书人,私节与公义之间并无明确区别,有些过去常用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也可能会赋予新的政治意义。

解密:清朝时期的学士之风为何不如明朝同期?

泛政治化的政策推行起来,有时候连皇帝本人也感到过分。乾隆四十八年,广西抓到一个游荡的回民,行李中搜出一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地方官因为书名中用了“至圣”两个字,就指为大逆不道,报到北京。乾隆哭笑不得,这是人家的宗教圣典,如此用词有何不可,地方官实属“可鄙可笑”。然而办事的人虽然遭到了申斥,但比起因为没看出“问题书籍”而惨遭杀头的同僚来说,处分只能算轻到不能再轻。这种气氛之下,各地大员们当然会戴一幅政治的眼镜观察一切,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官员如此,普通的读书人自然更加变本加厉,焚毁自家藏书的案例在在多有。

问题的要害在于,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政治问题”,决定的权柄并不掌握在读书人甚至地方官手中。为了自身安全,读书人不但要揣测皇帝的大政方针,还要揣测地方直管官员的心理,而地方官的心理则当然源于他对他的上级直至皇帝的揣测,层层揣测之下,一切的议论、著述、交际都可能被政治化,为求安全最大化,自然要把议论尽可能地压缩到相对安全的领域,例如小学。

压力足够的情况下,恐怖的气氛可以自行传染。权力的“毛细管”究竟是什么?书中提到,有一些有形的管道,例如各地设立的书局,禁书的命令也通过行政系统和地保这样的基层管道传布下去,还动员到教官、乡绅和书商等等人物(414-416页),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无形的管道,即士大夫群体的人际网络对于信息与情绪的传播:有的人尽量避免留下字迹,有的人与人交谈时从不谈及敏感话题,有的人涂抹掉藏书上可能犯忌的人名和字词,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一旦出现,自然会引起恐惧和模仿,形成放大效应,更不用说广事株连的文字狱案件了。正是在恐惧气氛的传播与放大之下,读书人才开始“自觉地”远离政治。

有时候人们会忘记,文字狱的受害者是读书人,但执行文字狱政策的官员、引爆文字狱案件的告发者往往也是读书人。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读书人”的含义悄悄转变了,做了官的人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行政官僚,不再追求得君行道,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自有皇帝决定,不允许讨论;普通没有功名的人更不可能议论时局,探讨学问也会不小心触到禁区,只能专心科举,所以书中引《沈霞西墓表》说乾隆时江南地区收缴禁书,读书人互相告诫家中不要藏书,于是大家只好去追求科名,“其以余力读古书者,百不一、二焉”。士人政治责任感被迫消失,读书者的精神智慧全用于八股,这是皇权的胜利,却是国家的失败。

权力的泛政治化和社会的非政治化本就是同一个问题,正是权力的侵逼和渗透,逼迫思想文化领域的不断后退,只能皇家弄权,不许百姓议政。清代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政治景观,与皇权的空前强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清代前期帝王的统治术也至关重要。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更大的启示在于,权力与文化并非单纯的压迫与受害的关系,权力通过日常的种种渠道,也在改造和形塑着文化人的行为与面貌,最终把读书人变成它所想要的那个样子,而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书人的自我压抑和自我规训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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