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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弃用名臣周谷之误:不同的人才牌该如何打?

时间:2017-01-23 17:31:51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孙权弃用名臣周谷之误:不同的人才牌该如何打?

在公司整体利益之下,不同层级的领导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公司大账”和“老板小账”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如何将擅长做“公司大账”和擅长做“老板小账”的两类不同人才安置在合适位置、且保持利益平衡,这是考验老板察人、用人之道的关键所在。

孙权重用吕范、弃用周谷

三国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在哥哥孙策当家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宜兴县长(阳羡长)。做了县长不免要搞点计划外项目,从公款里拆借些资金。他的两位“会计”———主簿吕范和功曹周谷,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吕范把每笔小账都做成大账,规规矩矩向孙策汇报,弄得好多计划外项目不得不关停并转,孙权的小金库也险象环生;周谷则明里暗里,帮孙权做足假账功夫,让孙权私房钱花得很爽,老哥兼领导孙策也被蒙在鼓里。

等到孙权自己当家,吕范立即得到重用,后来成为东吴的股肱名臣,而做账高手周谷则“终身不用”,理由是此人既然能帮着当县长的自己欺瞒当领导的老哥,就能帮着当下属的别人欺瞒当领导的自己,能力越强,账做得越巧,危害性也就越大。

后人大多称赞孙权在这件事上做得不错,很能理解汉光武帝刘秀那句“天子不与布衣同”的道理,知道一旦当家,“小家”就成了“大家”,自己就从“做小账的”转换为“查小账的”,从欺瞒别人的小领导,变成最怕别人欺瞒的“大老板”,以前不讨小县长欢喜的呆板会计吕范成了最值得信任的好管家,昔日让自己舒坦轻松的理财高手周谷,则成了大皇帝必须打足精神防范的财政蠹虫,一进一退,貌似实在允当得很。

孙权弃用名臣周谷之误:不同的人才牌该如何打?

但孙权在“用会计”这件事上,充其量只能算“及格分”而已:在重用吕范这个问题上,他的思路十分精辟,从方面之任转换到全局主宰,抛弃此前“小我”的本位主义,为“大家”财政安全的需要提拔吕范这种讲原则、守法度的“会计”,自然是令人钦佩的选择;但对周谷的处置却只对了一半———对这种人抱有戒心,让他远离财务关键部门,这完全正确;但就此不予重用,却未必是一个决策者最好的选择。

周谷的“可用之处”

唐太宗时的名臣岑文本曾经有一段话,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以前圣使人,必收所长而弃所短”,意思是人无完人,即便愚蠢或贪婪的人,如果使用得当,也一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避免不良影响。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用人之长,弃人之短,而不是求全责备,把人一棍子打死。

具体到周谷这件事,他做假账动机不纯,对“大领导”不负责任,对顶头上司意在溜须逢迎,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缺点。但他头脑灵活,对财务规则娴熟,敢于灵活处置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可取的。三国时代,州郡的独立性很强,以东吴为例,直到孙权晚年,仍然实行较为原始、落后和分权的部曲制和采地制,每个地方官和将领都领有数量不等的“配兵”,这些“配兵”的开支,则由分配给他的采地财政来承担,将领死后,这些“配兵”和采地一部分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另一部分则由其一个或几个儿子继承。而在孙策时代,这种分权制和财政分散状态更加突出,可以说,当宜兴县长的孙权要求更多财政自主权,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常态的、合理的,周谷的做法虽有取巧之嫌,但说不上有多出格,充其量算个“合法避税”;而吕范事事汇报的做法,在那个时代反倒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即便汇报了,在当时那个松散体制下,孙策也不会对连军费、办公费都要自筹的地方官作多少苛责(就更不用说孙权和孙策是啥关系了)。

孙权重用吕范、抛弃周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集权的一种憧憬,此后直到去世,他一直试图改变这种落后的分权制、采地制和兵权世袭制,但收效却是有限的。应该说,孙权的愿望是好的,也符合公司发展大计和他本人的利益,但即便如此,周谷仍然是个可以“收所长而弃所短”的“会计”人才———

从史料上看,吕范是“移民”身份,原籍汝南细阳(今安徽太和),在孙策手下不仅是“异地做官”,而且弄不好还在试用期内,事事小心既是品德和个性的表现,也多少有自保痕迹,不得不时刻担心被砸饭碗,如果在其家乡汝南当“会计”,会否仍这样规矩,恐怕也不好说;周谷却是周氏子弟,而周家的郡望正是阳羡,也就是说,他是土著做官,出身不俗,胆子更大、点子也更多,实际上有些“地头蛇”的有恃无恐成分。

鉴于此,把周谷从“老窝”阳羡弄出来,平调到远离家乡、宗党的外地任职,并配上合适的副手,辅以完善的审计监督机制,他善用规则、敢于任事和精通理财的优点便可以充分发挥,而喜欢耍手段、钻空子的人格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约束。

不仅如此,在一些特殊岗位,敢花钱、敢负责任、不计较小账,反倒比循规蹈矩的“会计”更能派上用场。

孙权弃用名臣周谷之误:不同的人才牌该如何打?

中国古代买卖人和“会计”们共同尊奉的偶像和祖师爷,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报仇成功,后来功成身退、弃官经商,并成为著名富翁的陶朱公范蠡。范蠡晚年住在陶(今定陶),二儿子因杀人被楚国关押,要花钱打点,范蠡本想让刚成年的小儿子去,当了他多年助手、精明能干的大儿子觉得自尊心受伤害,坚决要去,还抬出老娘当说客,范蠡迫不得已只得放行,却立即着手给二儿子准备后事。结果二儿子果然没能救出。当范夫人问他“怎么知道大儿子不行小儿子行”时,范蠡解释说,大儿子曾跟他历尽坎坷,懂得钱财来之不易,花钱时势必精打细算,可二儿子的确犯了死罪,如此吝啬自然打动不了楚国那些贪官;相反,小儿子生下来就享尽荣华富贵,认为钱来得容易,到了楚国必定出手大方不计较小账,这样反倒能把老二救出来。

“小家”如此,“大家”也一样。楚汉对峙时出名人品不好、手脚不干净的陈平,在项羽手底下搁哪儿都不放心,到了“善将将”的刘邦手下,给安排做敌工、策反和情报工作,经费包干,细账不管,结果这位“不合格会计”如鱼得水,为刘邦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替代的丰功伟绩。由此可知,没有不能用好的会计,只有不会用人的主官。

“大账”与“小账”的平衡

王朝也好,企业也好,都会遇到“大小账”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兼顾“公司大账”和“老板小账”。

有些人能力超群,可以“大小兼顾”,比如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萧何管后勤和财政,既能确保汉国财政不因连年战事而崩溃,保证几十万远征军的军需,又能让讲究生活品质的刘邦喝得起酒,泡得起妞。

但绝大多数“会计”,却只是个“专才”:要么善于管“大账”,财政收支可以搞得得心应手、收支平衡,“大老板”的“小金库”却打理得一塌糊涂,比如唐代中期的名相李泌,能让被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搞到支离破碎的国家经济恢复稳定,却总也管不住唐德宗李适追求私房钱的小心思;要么善于管“小账”,能把“老板”伺候得舒舒服服,小金库运转得风生水起,可绝不适合管理“公司大账”,比如那个臭名昭著的杨国忠,算小账是绝对的一把好手,陪着唐玄宗李隆基赌钱,输赢多少,随口就能报出个准数,管理宫中小账,也弄得井井有条,被李隆基亲口封为“好度支郎”,意思是“模范会计”,可这位“模范会计”被提拔掌管全国财政,却既鼠目寸光,又贪得无厌,最终把好端端的“开元盛世”,给败成个一塌糊涂的“安史之乱”,“老板”给他连累得抛家舍业,做了七八年“游客”,他自己更落得个全家遭难、尸骨无存的凄惨结局,真个是害人害己。

作为“大老板”,自己头脑里要把握好“两本账”:把“管国”的“大会计”弄来管家,最多是添堵;可要把只能管管小金库的“管家型会计”给弄去管了“大账”,那可就不只是自寻烦恼那么简单了。倘若“模范会计”杨国忠凭着过人的心算技巧、细致周到的管家技能,和特殊的外戚裙带关系,继续从事他管赌账、管小金库等琐屑而重要的“家政会计工作”,只怕到死也是个被同僚羡慕嫉妒恨、被领导赞赏有加的“好度支郎”,又何至于误国误家、害人害己的地步?

至于孙权当上“大老板”之后的用人思路固然无可指摘,但毕竟造成了令人惋惜的人才浪费。三国的形势是“天下九州,魏占其七”,孙权当政之初北方尚未统一,还是袁绍和曹操对峙的阶段,但孙氏只占“一州之地”、地盘少、人才缺的态势却一目了然。如果说袁绍、曹操是“大企业”,孙氏只不过是“小公司”,用好手里几张牌,让他们各尽其用,扬长避短,是“企业”发展之必须,也是领导者的责任和本分,从这个角度看,周谷的悲剧既有他自己的因素,孙权自己不会“打牌”,也要负一定责任。

用好你的“会计”,把一些可能有的缺陷、可能不总是讨人喜欢的牌用到最合适的地方,而不是一看牌点不大、花色不喜就弃若敝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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