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了解 - 讲述那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趣了解历史网logo
当前位置:中国历史 > 历史解密 > 历史纪事 >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时间:2017-01-12 10:50:28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关系演变,是孙吴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田余庆先生首先提出后,学者多有论及。依笔者之见,自孙吴立国至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中。孙氏政权赖江东世家大族而立国扬威,江东世家大族也缘孙氏政权而势力日增。

孙策时期:试探与靠拢。

孙策进入江东后,对江东世家大族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草创江东六郡时,孙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江东大族的实力之厚,年少气锐的他以为,凭他手下众多的能征惯战之士,无须仰给当地大姓,就能在江东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孙策对不服从他号令的人,一概诛之而后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视孙策为叛逆的州郡长吏,如许贡、刘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据一方、不服从孙策号令的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如严白虎、邹他、钱铜等,以及吴地大族如盛宪等。在专赖武力行事的过程中,孙策渐渐看清了江东大族潜在实力的深厚,并进而得出结论:要想在江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变以前的一味用强政策,实现与江东大族的合作。这是孙策的一大战略转变,尽管孙策生前并没有明确表露这一意图,但我们可以从他安抚、网罗吴地人才的做法中窥知一二。

其一,孙策入吴后,严格约束手下部队,禁止扰民,以博得吴地百姓,当然也包括吴地大姓的好感。入吴之前,孙策在吴地老百姓的传闻中形象不佳,“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在孙策大军入吴后,“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诣军”。一支战斗力强大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不但能得到吴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而且也令江东大族备感宽慰。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氏宗族中人孙河、孙静、吴景等,淮泗精英如张昭、周瑜、黄盖、程普、周泰等跟随外,还有一批江东的文臣武将,其数量虽不可与孙权时期同日而语,但也是孙策倾心接纳的结果。而且,这批吴地人士大多身居显职,孙策也视之为股肱,倚之颇深。如朱治,丹阳人,孙策进军江东时,朱治以吴郡都尉的身份驱走原吴郡太守许贡,迎孙策顺利入吴。朱治资历既高,功劳又著,又与吴地大姓关系密切,在吴地有着相当的表率作用。虞翻,会稽余姚人,孙策攻王朗时依附,他不见容于孙权,却为孙策所重,孙策甚至让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风采的打算。虞姓为会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与朱治的依附,对吴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范作用。其他如董袭,会稽余姚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是最早投附孙吴政权的吴地人士之一;凌操,吴郡余杭人,“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贺齐,会稽山阴人,“孙策临郡,察举孝廉”,后戎马一生,为孙吴政权东征西讨;全柔,吴郡钱塘人?“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慰”,全柔出身名门,祖上曾为汉尚书郎右丞,算得上江东文化士族,影响力颇大;还有芮良,丹阳人,父芮祉跟随孙坚征战,自己跟从孙策平定江东,“策以为会稽东部都尉”。这批江东人士在孙策入吴前后就已融入孙氏集团,并对孙吴政权忠心耿耿,权势与地位也日见其上,除虞翻为孙权流放外,其余大多被孙权重用。

孙策的这一战略意图,在他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得到了最终体现。孙策临去世时,张昭等人按常理推测,孙策极可能会选择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样以“骁悍果烈”著称的三弟孙翊为继承人,却不料孙策选中了孙权。“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原因孙策交待得很清楚,“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立足江东,不能单凭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处理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决定孙氏前途的关键问题上,光有武力的孙翊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的孙权才是最佳人选。

汉末天下大乱,江东地区虽有刘繇、王朗这些朝廷牧守,但他们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东大族当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对王朗,不过是尽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罢了。当势力强大的孙策拥众南下时,江东大族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只是,依附问题关系到江东大族的前途去向,意义相当重大,在不能断定孙策能否保护其根本利益之时,江东大族是不会贸然投靠的。换言之,一旦孙策表现出足够的实力和能力,那么江东大族的倾心归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随着孙氏集团势力的逐步稳固和扩大,尤其在孙策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后,江东大族的猜疑之心渐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虽去,与孙氏集团全面携手的时机却还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时日。

孙权时期:合作与打击。

孙权统治时期,大致可以陆逊为相的赤乌七年(公元224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孙吴政权逐步实现了和江东大族的全面合作,后一阶段则是孙权对江东大族刻意防范和打击的时期。当江东大族势力发展到登峰造?的时候,也是孙权对江东大族防范和打击升级的开始,陆逊之死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孙权即位后,对江东大族以招抚为主。由于孙策掌权时已经对江东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态度,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孙权初即位时,“深险之地锋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孙权在张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亲信将领攻打吴郡、会稽、丹阳三郡的山越族,还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扩大统治基础。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鲁肃、诸葛谨、严峻、步骘等人,也包括江东大族中人,顾徽、陆绩、张允、张温、驼统、陆逊、陆瑁、朱恒、吾粲等人,均在此时进入孙氏统治集团。

随着孙权对江东大族的倚重,迎来了孙氏集团和江东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标志就是吴地士人大量进入孙吴政府并分享最高层权力。在基层州郡,孙吴和曹魏一样,早在嘉禾年间(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设立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后称大公正),郡设中正。这一制度的设立,得利最大的当然是江东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国志·吴书·朱治传》称,“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千数”。在中央政府,顾雍从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卒于任上,为相19年,陆逊则自夷陵之战后,屡迁为上大将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这样,吴国的最高文职丞相,最高武职上大将军,两者均落入吴人之手,足以说明江东大族的势力至此已发展到极盛。

在江东大族势力迅猛发展之际,危险也同时出现。孙权对江东大族的猜忌和怀疑日渐加深,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并具体体现在暨艳案、吕壹事件和二宫之争这三件事上。暨艳案发生于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张温、暨艳是吴郡人,与顾、陆大姓关系密切,张温之妹就嫁给了顾雍子顾承。二人以“核选三署”为名,行“弹射百僚”之实,矛头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孙邵、太守王靖,这自然引起淮泗集团的强烈不满。

孙权坚决站在淮泗集团一边,不顾骆统、陆瑁等人上疏求情,杀暨艳、废张温,此后张温一族也从吴国政治中消失。吕壹事件发生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这一次是孙权借校事吕壹之手对江东大族势力进行抑制,首当其冲的是丞相吴人顾雍,然后是左将军吴人吕据,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引起江东大族的强烈不安。而骠骑将军步骘、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极力反对,最后孙权不得不以吕壹为替罪羊,一杀了事。

如果说,前两事件对江东大族的打击还只在局部,那么二宫之争对江东大族的打击就可谓伤筋动骨了。二宫之争是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间的夺位之争。大体而言,江东大族多支持太子孙和,淮泗集团则大都拥护鲁王孙霸,孙权对二宫之争貌似公允实则偏心处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打击江东大族势力的决心。

他先将丞相陆逊逼得“愤恚致卒”后,继续遣使责问陆逊子陆抗二十事。接着,原丞相顾雍子顾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被诛杀,张纯弃市,江东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摧折殆尽。相形之下,孙权对参与二宫之争的淮泗人物的处置却是轻描淡写的,仅全寄、惕竺、吴安、孙奇4?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遭诛,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骘等反受升迁。

孙权对江东大族坚决打击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陈寿所说的孙权疑心过重,即“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层次的。

从政治上看,孙吴国内除孙氏宗室外,另有两股政治势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集团,这两股势力共同辅佐孙氏政权成就霸业,与曹魏、刘蜀相抗,但又互相约束、牵制,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孙吴开国,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暂时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团因为后备人才不足,日渐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名将周瑜、鲁肃、吕蒙等均已去世,此后南渡北士难以担纲孙吴政权中的重要角色。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支撑东吴的根本制度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盘踞江东多年的江东大族,势力深厚,影响深远,因此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又加上控制了吴国的官员仕进途径,他们的政治上升势头有超过前者的趋势,这自然会破坏已有的政治平衡。

这种趋势自然不是孙权愿意见到的,相比较而言,孙权更愿意任用南渡北士,因为南渡北士集团跟随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多年征战,与孙氏政权的关系正如吕范所言,“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而江东大族久居江东,与孙氏政权实质上仅是一种合作关系,孙氏政权借江东大族而建业图霸,?东大族也借孙氏政权而扩充势力。南渡北士与江东大族,孰近孰远,孙权心中当然很清楚。

再从经济上看,隐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东汉末年以来豪强地主的拿手好戏,江东大族也不例外,“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吴国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是,在吴国,江东大族超越制度过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行为,是得到孙吴政权默许的。《世说新语·政事三》载会稽贺邵出任吴郡太守,遭吴中诸强轻视愤而以“检校诸顾、陆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报复一事,及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注》中称:“人多离其本土,逃亡在外,辄为势家溜藏匿,官不敢问”。皆说明孙吴政权实际上是以默许江东大族私占人口、土地为条件,来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

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豪强地主占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对孙吴国家越不利,因为本该入孙吴国库的租税转入大姓之门,本该为国家服徭役的编户转为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强受益则国家受损,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孙权打击势力日见扩大的江东大族实属必然。

陆逊之死就与此有关。马植杰先生曾指出,“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此言诚然不差,但稍嫌笼统。事实上,夷陵之战后陆逊集丞相、上大将军两职于一身,其威望在孙吴已经无以复加,不仅充当了吴地江东大族中领袖人物的角色,在吴国政坛中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随着孙吴政权在江东的渐次巩固,江东世家大族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也如上所论在经济、政治上得到了相应好处,但孙权的猜疑之心也与江东世家大族势力的崛起在同时增长。出于孙吴皇权自身稳定的需要,孙权情愿依靠、重用在江东毫无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植根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必要时也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打击。因此,孙权逼死陆逊,其矛头所指实为陆逊身后的江东世家大族,是在孙吴政坛中达到巅峰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势力。这可以说是陆逊被逼死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孙权虽对江东大族进行了重大打击,但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之间却并未因此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这是因为,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根本利益并未触及。江东大族凭借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着大量劳动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吴国政坛的仕途通达依旧,只要假以时日,江东大族势力必定会在吴国再次崛起。

三嗣主时期:面和与心背。

孙亮、孙休、孙皓统治时期,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有着多次调整,以下分而述之。建兴元年(公元252年),会稽王孙亮即位。此时距二宫之争不久,江东大族刚遭重创,只能采取低调姿态,而宗室与南渡北士的势力则相对转盛。当时辅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诸葛恪为首,“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其中,孙弘、孙峻为宗亲,诸葛恪、滕胤、吕据3人为南渡北士,后来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腥争斗,诸葛恪杀孙弘,孙峻杀诸葛恪,孙峻死后由弟孙琳接掌大权,孙琳杀滕胤、吕据,孙氏兄弟把持吴国内政直到孙休即位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江东大族尚未从打击中恢复,对孙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间的争斗明智地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孙休即位。次年,孙休处死孙琳。此后,孙休一边依赖南渡北士,一边重新启用江东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东大族分享政权的局面。丞相为陈留人濮阳兴,大将军为庐江人丁奉,左将军张布典禁军,而山阴丁密为左御史大夫,会稽贺邵为散骑常侍,秣陵纪亮为尚书令,子纪陟为中书令。同时,继陆逊之后,以陆抗、陆凯为代表的江东大族新生代领袖人物开始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这在很大程度上?益于吴国实行的世袭领兵制。陆逊卒后,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至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陆抗为镇军将军,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区。

陆凯是陆逊的族子,孙休在位时,“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督长江中游。此外还有陆胤为安南将军,督长江下游的虎林地区。3人均手握重兵,是吴国军方的实权人物。这一时期的江东大族,不仅政治势力有所恢复,而且由于握有军权显得后劲十足。

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皓上台。由于孙休亡时,“蜀初亡,而交趾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吴人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王,于是由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等迎立年龄稍大、名声较好的孙皓。孙皓虽由濮阳兴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受到江东大族的拥护,因为孙皓是在二宫之争中遭受废黜命运的太子孙和的长子。孙和当年曾受江东大族的鼎力支持众所周知,所以立孙皓为帝,恐怕更符合江东大族的意愿。

孙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残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阳兴和张布都被他杀害,淮泗集团的后备人才本就缺乏杰出之辈,孙皓的所作所为更加剧了这种现象,江东大族的势力再次得到扩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孙皓即位后,陆抗迁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荆州地区,实际上整个吴国的边防重担全在陆抗一身,当时甚至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迁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当年。再有陆凯,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间,多次上疏直斥孙皓的诸种昏庸,辞语激烈。以孙皓的为人,如果不是因为陆凯身后有强大的陆氏家族,10个陆凯恐怕都不够他的杀戮,可见江东大族的势力已扩大到了何种程度。

和孙权一样,孙皓也面临着江东大族势力过分膨胀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权在位时励精图治,吏治较为清明,国家通过屯田制?掌握着大量国有土地和劳动力,而且还有足以与江东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团可供凭借,所以完全可以对江东大族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孙皓在位时则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经基本废除,国力大不如昔,孙皓本人又毫不顾惜民力,肆意妄为,“(皓)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疲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已没有实力像孙权那样正面向江东大族开刀了,只能从侧面对江东大族进行削弱。例如,孙皓对陆抗的增兵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兵三千人”;又迁都武昌,试图远离与江东大族关系密切的建康城,还将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贺邵处死;陆凯生前,孙皓不敢动他,在他死后,孙皓将他家属流放建安。

江东大族对孙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最后离心的转变过程。孙皓初立时,无疑得到过江东大族的支持,但随着孙皓昏庸残暴本来面目的露现,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陆抗、陆凯、贺邵等人也不断地递上一份份措词日趋激烈的上奏,陆凯更是抗颜直斥孙皓二十事,这在蜀、晋两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一切努力均告白费,反遭孙皓的猜疑时,江东大族终于失望地和孙吴政权分道扬镳。

纵观西晋的整个灭吴战争,晋军没有遇到过一次坚决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最后长驱直入金陵城。孙皓自己也说,“得陶睿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用,兵将背战耳” 。江东大姓支持孙氏兄弟,是战乱之际为自己切身利益寻求的一种保护,随着孙权去世,继承人弱暗无能,孙氏政权已无力给大姓以庇护,所以不仅是江东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内都要另择明主,对南下的晋军毫无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事实上,令江东大族最终心寒的不是孙吴政权对他们的打击和抑制,而是末?孙皓的昏庸残暴。对给了他们财富、地位的孙吴政权和英明之主孙权,江东大族仍是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回答吴国何以灭亡时,不同意吴蜀唇齿相依,“蜀灭则吴亡”的说法,指出吴国“四州之地”,所谓“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国原因归于孙皓的委婉说法。在陆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孙皓的昏庸残虐,孙氏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孙吴国家当然可以赖以存焉,江东大族也可以继续享有荣华富贵,陆机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吴人心态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名传千古的《辨亡论》中才会蕴含着?切的故国之情、亡国之痛,对曾经抑制和打击过他们的孙权,拳拳缅怀之情也溢于词语之间。

综上所述,江东大族在孙吴基层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孙吴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从孙吴独霸江东,并进而与魏、蜀争霸的角度来看,江东大族的日渐强大会对孙吴国家构成一种威胁。立国之初,为取得各种社会势力的扶持和平衡及尽量扩大社会基础,孙吴君王可以分出相当部分的权力与大姓分享,但随着基础的稳固,孙吴君王就逐渐无法容许大姓对自己皇权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认为,孙吴政权与江东大姓的关系实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小编推荐:周武帝灭佛:南北朝时期的兴佛运动严重影响国力秦始皇在制度上犯的四大错误:过于迷恋制度创新宋石男:东林党人分权运动与明朝灭亡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