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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国共三十年谍战:真实历史比潜伏更精彩!

时间:2017-01-12 10:46:37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真实的国共三十年谍战:真实历史比潜伏更精彩!

导语:《潜伏》、《北平无战事》和《风声》都看过吧,虽然还比不上007的神器和潇洒,但国共双方的间谍也被演绎出了自己的神奇。但艺术终究是高于现实的,本文中的谍战才是真实、冷酷和热血的。

当然,文字很冷静,这和那些历史上的知名间谍们一样,而冷静的底下,是他们满腔的理想和热血。

1949 年4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红色卧底沈安娜接获党的通知,不必再追随国民党南下,可回到解放区。沈安娜自此安全结束14年的潜伏生涯。国共内战中,大凡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重要会议,作为速记员的沈安娜都将情报通过丈夫华明之传递给共产党,她因此被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像沈安娜一样传奇的红色特工有很多,曾经红遍全国的《潜伏》和《北平无战事》一次次将当年“惊心动魄”的国共谍战推到大众面前,但真实情况并非像文艺作品描述的那么神奇。

沈安娜

抗战前红色谍战全面遇挫

国民党在强化组织建设上学习了诸多苏联经验,但它比共产党晚一步建立谍报组织。从北伐到定都南京,国民党政府并无谍报机构,秘密活动依靠帮会,如“四·一二”事件里让青帮解决共产党的武装工人纠察队。

1927年5月,共产党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成立,这是国共两大阵营里最早的谍报机关。得益于没有像样的对手,还因军阀割据、国民党宁汉分裂造成的混乱,特务工作处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汪精卫很快发动“七·一五”反共事件,共产党中央机关无法在武汉立足,只好转移到上海租界。特务工作处也在10月改组为规模大于往昔的特别行动科,即大名鼎鼎的“特科”,周恩来任负责人。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国共间初期的谍战较量主要在这两个组织间进行,初期国民党无优势。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1930年初调任调查科科长的徐恩曾曾在回忆录里感叹初期工作的困难,但他很快等到“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大门”的机会。

1931年4月,共产党汉口市委书记尤崇新叛变,指认在武汉装扮成魔术师的顾顺章,兴奋不已的徐恩曾执意要争取顾顺章,未几便遂愿。

在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前,熊向晖去了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郑重告诫他,要保持不左不右的政治面貌:“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

著名的共产党潜伏人员,通常是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出身。在一个组织不严密的政党里,过硬的人脉关系是个保护罩。

熊向晖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庭长,1940年春军统电台案中被捕的张露萍父亲则是川军师长余安民。沈安娜也出身望族,1938年,上级命令她找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谋职。朱家骅非常高兴,不仅让她任秘书处的速记员,还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让她“特别入党”。

不过,国民党情报机构并不像文艺作品渲染的那么笨,熊向晖的行动早被对方察觉,胡宗南因惜才而大力保护才多次平安渡险;保密局人员亦多次想找沈安娜谈话,但都被她以“你去找朱家骅”为由挡开。当时,共产党还拥有蒋介石曾承诺给予的合法公开地位,国民党情报机关不便强硬行事。

抗战时,国民党也实施对共产党的渗透行动,军统的汉中特训班培养出大批特务,利用延安召集知识青年的机会,渗透到各部门。

汉中特训班的档案至今未公布,作家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一书是唯一介绍它的公开出版物。据他说,共产党在延安抓了32人,在其他根据地抓了55人。而1955年解放军攻取一江山岛后缴获的军统文件表明,军统在抗战中向共产党派出670余名间谍。公安部立即设立603专案,最终抓获631人。

红色谍战全面胜利

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袭击华北军区机关和毛泽东驻扎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所幸毛泽东提前转移了住所。

这就是著名的“城南庄事件”。破案线索最终来自留在保定的国民党档案,一份电报文件泄露了间谍名字——刘从文,华北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保密局通过中间人收买刘从文,获得军区和中共中央驻地信息,这差点改写历史。

这是国民党在内战期间最辉煌的谍战成就。此前,1947年9月,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电台被破获,随后华北、西北、东北的情报组织遭重创,123人被捕,是为“北平间谍案”事件。

除此之外,国民党在内战时期的谍战作为乏善可陈。国共军事决战里,最具传奇色彩的军事间谍当属郭汝瑰和刘斐,但尚不能确认此二人是否为地下党员。关键时刻率军战场起事的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等人,则是地下党员。在战场上故意部署失误以让解放军获胜的韩练成,直到1950年才入党,周恩来曾赞誉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中国革命成功后,新政权轻松肃清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间谍,而国民党在台湾取得胜利。

1949年7月,一份台共的《光明报》被交到蒋介石面前,证明台湾有地下党活动。愤怒的蒋介石召集毛人凤等开会商讨。当毛人凤散会走出来后,台湾保密局上校谷正文说正好有卧底潜入一个共产党的工会,毛人凤立即命令他从会计室拿两千元办案经费,迅速去办案。

国民党此时山穷水尽,会计室里只有800元,谷正文只领了500元,不过他很快抓到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时任基隆中学校长的钟浩东,之后的进展也非常顺利。

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第一次被捕后逃脱。但他的随身资料暴露了“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非常好,他用这层关系和军衔来施压谷正文,但这一套做法在台湾失效,周至柔拒接吴石的电话,吴石被捕。

不久后,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彻底摧毁。

顾顺章指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地下党,但钱壮飞已经跑路,还向组织通报了顾顺章的变节,上海的共产党在第一时间迅速转移。“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周恩来说。

但顾顺章身居党内要害地位,知道太多共产党的秘密。“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徐恩曾说,因为有顾的帮助,“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从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方面连续破获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共产党从江西苏区调来大批人员补充损失,但无济于事,多数补充者被捕后叛变。

徐恩曾让这些被捕后叛变的人编写特务教材、担任特务教员,暗中变节的则继续留在共产党组织内,使国民党全面渗透共产党地下组织。

1934年9月,负责惩治叛徒、暗杀国民党特务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红队)35人全部被捕,其中有7人是国民党卧底。这一年共产党损失惨重,用当年刘少奇的话讲,白区组织损失接近100%。

因绝对实力悬殊,共产党在第一轮国共谍战中全面落败。

抗战中红色谍战起死回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周恩来飞赴南京,为恢复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争取到合法性地位。

“根据双方新的协议,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里,享受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利。”徐恩曾说,共产党因此重整旗鼓,在西安、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办事处人员,虽与国民党情治系统不断产生冲突,但后者除了监视外很难采取攻击手段。

共产党也吸取抗战前的教训:首先要求地下工作者放弃与社会隔离的政策,取得正当职业作掩护。其次是“守法”,不在国统区建立反国民党团体,也不再吸收进步群众入党,减少刺激国民党,并防止国民党特工混入。

同党外人士发展关系的统战工作也惠及到地下战线。在桂林,李克农得到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的庇护。在西安,共产党把秘密电台安装在杨虎城公馆。有人被捕后也不再如以往孤苦无依,他们可获得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声援,最终被共产党高层通过谈判领走,这大大减少叛变的可能性。

抗战期间大量爱国青年进入共产党的学校和培训班,随后奔赴各地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其中一些人进入国民党要害岗位工作,在日后内战时做出重要的谍报贡献。

他们都属特别党员,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也不被要求提供情报,只等情况合适时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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