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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为何是一场悲剧?反帝爱国神坛上的悲哀闹剧

时间:2017-01-10 10:07:27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义和团为何是一场悲剧?反帝爱国神坛上的悲哀闹剧

“从1898年起,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描述。义和团一直在历史神坛上跳着妖异的舞蹈,当抹去时间在他脸上涂抹的浓妆,触碰他干瘪粗糙的脸庞,你会在他的眼神里读到让人无所适从的冰冷……

这张被历史课本使用的照片,深深地印在多数人的记忆中,图片中“义和团小将”稚气未脱的笑脸成为了人们对义和团的直观认识。

一百年前的此时,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到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刀枪不入?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而义和团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救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团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抚”“剿”之间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百日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 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最终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爱国与误国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还可能“误国”。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团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闻氏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加入到争自由、民主的运动中去。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运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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