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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 汉朝却可延续400年

时间:2016-12-30 14:21:36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汉承秦制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 汉朝却可延续400年

汉承秦制为什么秦二世而亡,汉却可延续400年?修改二者的本质区别在哪儿?为何国祚有如此大的不同?

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又听人说秦国的灭亡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和平,请问,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汉承秦制”这句话,主要是指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政治架构,包括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郡县制)等等,但是这种继承只是精神层面的继承,在具体操作层面,是有很大改良,并且分阶段的。

所以,“汉承秦制”这说法,就好比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共和国”一样,听着好像是那么一回事,实际上谬之千里。

试举例以说明:

首先说法律——秦朝的法律是非常周密琐细苛严的,百姓动辄获咎。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律令,但是在执行方面上,跟秦朝就一个天一个地了。

比如,刘邦初入关,跟百姓“约法三章”;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时代,为了修养生息,学黄老之术,行无为之治,网禁很宽;汉初的前几任皇帝,持续的废除秦朝的一些恶法,比如惠帝废挟书令、文帝废肉刑、景帝改革刑律等等。

后来到了武帝时期,要打仗、要建宫殿、要求仙,钱不够用了,法网才重新繁密起来。

再说郡县制——秦朝的郡县制从一开始就非常彻底的,但西汉的郡县制是逐步实现的,甚至在最后定型的时候,也不如秦朝的彻底。

起初,刘邦刚得了天下,分疆裂土犒劳开国功臣,总数封了七个异姓王、一百四十三个列侯。汉初,这些王国、公国、侯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特别是那七个诸侯王,集行政、经济、人事任免权于一手,又因为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在军队中有很高威望,所以虎符之制其实也制约不了他们。这种不受中央政府制约的国中之国,对于郡县制是极大的反动,并不符合皇帝的利益。所以刘邦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逼反这些异姓王,一个一个将之剪除,最后自己也死于平定英布叛乱时的箭伤。

到刘邦去世的时候,八个异姓王(燕王臧荼死后,由刘邦的发小卢绾为燕王)只剩长沙王吴芮还在其位,这也是因为长沙国离中原太远,经济又落后,对政局没多大影响的缘故。刘邦除掉异姓王之后,改封同姓宗室为王,并立下了“非刘氏不得王”的祖训。这些同姓王的权限比之前的异姓王已有很大缩小,像国相、中尉这些重要的人事岗位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免,国相是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中尉是诸侯国的最高军事长官,所以行政权也间接地受中央政府的制约。但这依然是不彻底的,诸侯国税赋不用上交,在经济上依然有较强实力,特别汉文帝时放开民间铸钱的禁令,让境内有铜矿的吴王发了大财。有了钱,那些诸侯王就可以养门客、死士,招纳逃犯、无赖少年,具备造反的实力了。所以就七国之乱了。

七国之乱后,诸侯王江河日下。行政权、人事权被彻底剥夺,之后税赋也要与中央分成。武帝时推行左官令,把官僚区分为汉朝廷的官与诸侯国的官,诸侯国的官无论待遇、俸禄、升迁,都要低人一等,这是旨在阻止人才流入诸侯国去;同时又不停地以这个那个的借口,剥夺了一大批人的爵位。王爵贬为侯爵,侯爵直接就撸为平民。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借口是祭祀时的黄金成色不足或者酒不好;一系列动作之后,武帝祭出大杀器推恩令,把那些诸侯国拆成一盘散沙,再也无力反抗中央政府。

至于说为什么秦朝会二世而亡,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扯淡。治国安邦平天下是个技术活,从来就不是道德问题。那些把“道德”当大力丸推销的,宣扬“道德好、百病消”的,放在古代,那是视野与思维水平不够,今天还这么讲的,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良心有问题。

秦朝的骤亡,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体制改革过于剧烈,缺乏缓冲;

二、规模扩张过快,但未建立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

三、运气不好,秦二世是胡亥。

一、体制改革过于剧烈——主要是指郡县制的推行。

郡县制的目的是中央集权,在这当时是个新鲜玩意儿。若说清末中国面临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那么秦朝的建立其实也是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在此之前一千多年里,实行的是封建制,所谓封建诸候以藩周室。在秦朝未统一天下之前,政治地位是靠父亲的精子换的,诸侯国的存在、诸侯国内小公卿国的存在,都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秦朝在商鞅变法之后,已经换了玩法。在秦国,爵位(当时官位、爵位尚未分家)是要拿军功来换的,没有军功,管你老子是谁,都不得富贵。

这就等于在家族企业里搞绩效考核啊,员工的积极性当然高涨,但是老板的那些亲戚们自然是很郁闷的——天佑秦国,从秦孝公开始,除了几个短命的,几乎就没有差劲的秦王。等到秦始皇的时代,秦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绩效考核。

此外,到秦始皇时,秦国人也已经明白并且接受郡县制了。比如王翦伐楚,临行前向秦始皇要田宅,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可知当时在秦国,有功不得裂土分侯,已成为常识。

可问题是,你秦国人认可了,关东六国可未必认可呀。

关东六国的王族近亲,作为旧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怎么安抚,都肯定会恨秦国。但关东六国的士人阶层,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中坚,安抚好了,社会才容易稳定。这些人要么有大大小小的封邑,要么做门客有碗闲饭吃,秦国人一来,用郡县制取消了封邑,又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非宗室籍、宦籍、市籍的全部得去种田,什伍连坐相互监视,偷懒、逃跑都不行。像熊心、田横这样的王侯疏族子孙,全都流落成布衣,甚至得去放羊谋生。砸饭碗砸得如此彻底,人家能不恨你吗!像项梁、张良这样铁了心要反秦复国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人还是指望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像张耳、陈馀、韩广、田横这些人,如果那时笼络进体制内,给块肉骨头糊口,何至于要造反?

其实秦始皇对于关东六国王室与名门望族的打压,还是蛮严厉的。每攻灭一国,就将那些家族搬迁到关内,就近监视(后来西汉也学习了这套手法,采取了“迁陵”的政策)。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无奈秦始皇只擅长杀人压人,却不屑于哄人。函谷关以东,全都咬牙切齿。

那时代的人,国家观念本是很淡薄的,但是,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的政治制度、严苛残忍的司法,硬生生地逼出了浓郁的亡国之恨。博浪沙之遇刺,只是张良等少数人的行为;但“始皇帝死而地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则是黔首的心声了。

秦始皇末年的形势已是地火蔓延,始皇帝却依然在做着“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美梦。

二、规模扩张过快,但未建立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要剖析这句话,得从“天下苦秦久矣!”入手。

秦朝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实行一国两制,特意去奴役关东六国,只是把之前秦国通行的政策法令推广到了全国(当然,秦国人跟关东六国人还是有细微差别的,在户籍上,秦国人另入“故秦民”籍,关东六国入“臣邦人”籍)。若说秦国人以秦朝法令为苦,这显然不是事实。“天下苦秦久矣!”是陈胜造反时说的,陈胜是阳城人,阳城最早属于陈国,后来被楚国吞并。陈胜这句话里的“天下”,显然并非指全部天下人,而仅指关东六国的百姓。

春秋时期到战国前期,秦国一直被认为是个野蛮的未开化的落后国家。它躲在西北闭塞的地方,与戎狄为伍,论文明程度、论礼仪繁华都跟三晋、齐鲁差得很远。李斯在写给始皇帝的《谏逐客书》里也说了,说秦国有什么呢?由余、商鞅、范雎、张仪,没有一个是秦国人,陛下喜欢的美玉、珠宝、美女、宝剑、骏马、高雅的音乐,秦国也根本产不了。真正秦国人的娱乐,就是“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所以,在心理上,关东六国百姓对于秦国是有优越感的。而自己竟然被这群猴子给统治着,这也是比较不能忍受的。

但是,就因为秦国落后,文明程度低,所以秦国人就容易洗脑,不把自己当人看。在冷兵器时代,文明无法转化成战斗力,所以一个国家越文明,它的国防力量反而可能越弱。战国时期,有人给各国士兵战斗力做了个排名,说“齐之技击不如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如赵之劲骑,赵之劲骑不如秦之死士”——齐国是当时最富有的,富人家的孩子命自然比较值钱,齐国的文明程度又最高,“稷下学社”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的哈佛耶鲁。所以,齐国是六国之中亡国亡得最窝囊的,一战未打就投降了。末代齐王是活活饿死的。

韩非子到秦国后,也被秦国人吓了一跳。说秦国人真的是怪物啊,听到要打仗就高兴得跟过节似的。好多先秦诸子的书中都提到了秦国这架恐怖的战争机器,“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有这样的军队,横扫六国是必然的结局。

但是,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把秦国的那一套推广到全国,问题就来了。你秦国猴子不把自己当人看,我们可还是自认为是个人的呀!!

可以预料,关东六国的百姓在执行秦国法律的时候,执行力是远远不能跟秦国百姓相比的。秦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关东六国百姓眼里,就太不习惯太苦了。

但秦国的法律是严苛残酷的,你达不到政府要求,那就对不起了。《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里,蒯通对范阳县令说:“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如此一来,关东六国自然更加怨声载道。

但是我估计,虽然砍了这么多人,关东六国司法机关的执行力还是没有达到秦国标准。日后推翻秦国的项梁、刘邦、张耳、陈馀、英布等人,全都是逃犯,都是漏网之鱼。

一方面,是民间不断累积的怨气,一方面,是不知悔改毫不妥协的持续高压。陈胜这个火星一蹿起,立成燎原之势,“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三、运气不好,秦二世是胡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想必不用过多阐述。

如果始皇帝不死,秦国则依然铁板一块。秦国政府做为执政工具虽然做得非常差劲,但是做为镇压工具,它绝对是一流的。在这种威慑力之下,在始皇帝生前,竟然都没有人敢造反。

假设一下,如果始皇帝死后,秦二世是扶苏。

首先,他是名正言顺的长子,继位不至于引起秦国政治的动荡。秦国不分裂,秦国的威慑力就依然存在;

其次,扶苏据说是性格较为柔和的,他很有可能对始皇帝的政策进行一些修正,改善百姓的生存环境,而不像胡亥那个二货,做火上浇油的蠢事。本来失期只是罚钱就可以了事的,到了胡亥时代,“失期,法皆斩”,硬生生逼出了个陈胜吴广

再次,跟胡亥这个白痴不同,扶苏是有历练、有自己成熟想法,并且有拥护者的继承者。他在位时,必定不会像胡亥那样胡闹,必定不会发生像章邯这样的功勋卓著的猛将,最后竟然会被逼得向造反者流涕投降的事——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起码可以再拖一段时间。

秦朝的过失,都被西汉的统治者看在眼里。秦朝算是“中央集权”的试用版,试用版暴露出来的问题,都被西汉这个修正版打补丁修复。

秦朝二世而亡、西汉立国两百年,原因就在于这补丁打没打。

经过刘邦、文帝、景帝、武帝四代皇帝近百年的努力,终于把诸侯国从藏獒驯化成京巴。但是直到汉朝灭亡,依然保留着郡国,并没有实行完全彻底的郡县制。

再说治国思想层面——这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众所周知,秦朝是以法家的霹雳手段治天下的。这个法家跟今天的所谓法治是一点屁关系都没用的,阴暗得多、血腥得多。法家讲究“法、术、势”,具体就是要法网严密、高效执行,君主要集军政大权于一手,要精通帝王之术,以驾御群臣。

秦朝统治者是想把全国锻造成一部高效运行的机器,君主是这部机器唯一的大脑,其余各部分服从命令,做好螺丝钉,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老百姓议论朝政,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被严格禁止。因此,除了司书、律书、农书等技术类书籍,其他书籍都是没必要存在的。政府要求百姓以吏为师,学习技术。总而言之,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越符合秦朝良好国民的形象。

秦朝对百姓思想的禁锢在汉初被沿袭了下来。只是汉朝统治者没有秦朝那么心狠手辣,所以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其实所谓的黄老思想,也是反智的。

法家虽然便于统治,但它那种想直接把人驯化成牛马的作法,毕竟违背人性,与文明发展相悖。但是集权国家,是不可能放弃思想领域的统治的,法家不可用,那就得另立门户。

于是汉武帝就“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儒并不是孔子那个原生态的儒,甚至不是孟轲的那个儒,而是董仲舒阉割过后的儒。孔孟的儒对于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对于君主的态度是“三谏不从,遂之去”,忠是忠、孝是孝,两者没有必然关系;董仲舒的儒,掺合了阴阳五行学说那一套装神弄鬼的东西,搞什么天人感应,又把忠孝搞到一块儿——这个大讨汉武帝喜欢。汉武帝选择儒家,并不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观“仁”,而是因为董仲舒那套玩意儿给予了他“君权天授”的合法性,同时又是一个教化百姓忠于君主的愚民好工具。

(刘邦平民出身,短短几年时间,就做了皇帝,这是不符合当时知识份子世界观的。周朝得天下,那是周太王、周文王、周武王几代人修德修来的,秦始皇得了天下,那是秦国诸代君主修德修来的,你刘邦流氓一个,凭什么做皇帝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觉得这事太毁三观了,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只好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这个合法性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刘家皇帝心里是很自卑很没底气的。)

汉朝只是借了儒家一张皮。当年汉宣帝教训儿子汉元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意思就是说,法家、儒家并用,用法家的里子、儒家的面子,不要搞混了。可惜汉元帝没拎清,汉宣帝很失望,预言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一言成谶,西汉王朝果然真的断送在汉元帝、王政君这对夫妇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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