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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治乱观有什么不同?区别在哪

时间:2016-12-27 14:47:19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治乱观有什么不同?区别在哪

国家的治乱振兴,从来都是最高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即使是那些制造动乱,趁乱夺权的乱臣贼子,在坐稳大位后,也希望天下太平,社会安定,而不是念念不忘天下大乱。至于老百姓,更是做梦都巴望着平安无事,安居乐业,谁不知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道理。然而,由于皇帝们对乱源的生成认识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治乱观,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后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唐太宗隋炀帝不同的治乱观,也许对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都是有好处的。

隋末,兵部尚书杨玄感发动叛乱,不愈月而败。可见当时天下尚未出现土崩瓦解之势,百姓之心,犹望乐业。可隋炀帝却悖逆民心行事,派郑善果、裴蕴、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一起“深挖”杨玄感党羽,并指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不尽加诛,无以惩后。”隋炀帝不从自己找原因,而是认为,杨玄感振臂一呼,跟随他造反的就有十万之众,由此可知,天下百姓不能太多,多则容易相聚为强盗。这次一定要把造反的统统杀掉,否则不能惩戒后来者。樊子盖原本残酷嗜杀,现在又领受了“最高指示”,由是,遂以峻法治之,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而其中大部分是冤枉的,就连曾经接受过杨玄感赈济粮米的穷苦百姓,都要被活埋。大屠杀后,隋炀帝到了东都,见街上行人仍然不少,竟对左右说:“犹大有人在。”意思是,是不是杀的人太少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正是隋炀帝的这一人多了便容易相聚造反,防范措施就是大开杀戒的治乱观,导致了这次杀人如麻,血流成泽的大屠杀,大冤狱。从此,天下靡然,始思为乱。再加之开运河,征高丽,水旱灾,瘟疫起,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祸乱之心,陡然而生。由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矣!其时,隋朝开国方三十余年。

而处处以隋炀帝国灭人亡为鉴的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治乱观却迥然不同。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的话题,有人提出应以重法以禁之。太宗不悦,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少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到底不愧一代英主,知道乱根在官不在民,在上不在下,懂得百姓之所以为盗,是由于官吏的贪腐,苛捐杂税太重,弄得民不聊生,饥寒交迫造成的。根子找准了,从源头认真治理,收效自然显著。数年之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旅野宿,海内升平。贞观之治始焉。

唐太宗李世民下面的两段话,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应从自家身上查找乱因。其一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其意为,君王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如果刻薄百姓来侍奉君王,就像割自己的肉来充饥,肚子饱了,身体却死了,同理,君王富了,国家却亡了。所以,君王出现问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身造成的。比如,想追求盛大,耗费钱财就多;耗费多了,就会加重百姓的赋税;而赋税过重,就会增加黎民的愁苦;到了百姓怨声载道时,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君王就该丧命了。我常常思及此理,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其二为:“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诽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己,则危亡立至。”其意为:古代大禹凿山治水,耗费民力,而百姓并无怨言,因为治水是为了造福人民的原故。秦始皇大规模建造宫殿,百姓则怨恨造反,因为这样做是危害人民,只顾自己享乐原故。奇珍异宝,固然是人人想要的,若是放纵自己,不知克制,国家离败亡就不远了。

为何会隋亡而唐兴?从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不同治乱观,不同对待百姓态度这面历史的镜子中,就能窥见兴替之道了。唐人陈子昂说:“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袄逆乘衅,天下乱矣!”官逼民反,根子在上,是历代有识之士的共识,历史也一再昭示了这一不争的事实。由此可知,心地善良,胆小怕事,甘于逆来受顺的中国百姓,不是到了实在活不下去的那一刻,是万万不敢犯上作乱的。就连弱智的阿Q仁兄都知道,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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