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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古已有: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时间:2016-12-27 14:32:49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民本”思想古已有: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古人孟子所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是总结夏桀、商纣因失去民心而使“商汤以七十里亡夏、周文王以百里亡商”的历史,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孟子的这一论断,又为其后历代的史实所一再证明,实为百代不易之定论。前人的古训流传至今,已成为世人熟知的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这一“常识”实在非同小可,切不可等闲视之。

民心之向背,关乎国家兴亡、治乱盛衰,历代明君贤臣对此多有论列,无不以为“民心国之命脉也,国家之安危系焉”。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时去“商纣之亡以民”的殷鉴不远,周成王封蔡仲为诸侯时,就满怀忧惧地告诫蔡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人并没有亲疏,唯有有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辅祐;民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只有不断地给他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对你心怀感念。这是西周早期最高统治者惩前毖后,念念不忘“商亡以民”的前车之鉴,时刻牢记“周革商鼎”的成功经验,视民心为万世永赖之基。

降及春秋,诸侯之强弱全仰民众之聚散、民心之向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之实。因此,凡欲强其国、成就霸业的君王,对于如何争得民心就更加关注。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曾问其谋臣管仲:“王者以何为贵?”管仲回答说:“贵天。”齐桓公听后,遂仰而视天。管仲连忙解释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齐桓公纳其言,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民本”思想古已有:唐太宗舟水之论并无创新

现今所存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安民则惠”、“安民而宥宗卿”、“爱民而已”、“仁民而爱物”、“恤民为德”、“恤民不倦”一类的议论,可谓是俯拾皆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整个封建时代,孟子此语一直是励精图治者的座右铭。

到了汉朝,“贵民”之说又发展成为“民本”思想。如《淮南子》载:“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将“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刘子》“贵农篇”载:“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生动地阐明了国与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汉代全面论述“民本”思想的典籍,当属贾谊所作《大政篇》。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为政之道,要以民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命,“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功,“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故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为政之道,要以民为力,“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归纳以上四个方面,贾谊断言:“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针对当时人们迷信“天人感应”的情况,贾谊在其断言之后,又写下“呜呼!戒之!戒之!”予以强调。

概括为政之道,贾谊得出结论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根据这个结论,贾谊告诫为政者,为政之要,须切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他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指明了怎样做是愚蠢的、怎样做是聪明的,而且到底是愚蠢,还是聪明,要由百姓说了算。最后,贾谊又举述尧、舜、禹、汤以爱民治天下的经验,桀、纣以虐民失天下的教训,指出:民本不可轻,“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并大声疾呼“戒之哉!戒之哉!”

贾谊身处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而能居安思危,以“民本论”来发聋振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贾谊的“民本论”,其说不可谓不精,其理不可谓不明,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然而,其后的为政者,往往不能信而从之,履而行之。自西汉以后,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多少顶皇冠落地,多少人黄袍加身,历史将“民乃万世之本”的镜鉴研磨的更加明亮。

汉代以降迄于隋唐,其间,虽有三国时骆统所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谢渊、谢宏等所陈“国以民为本”;陆凯所论“民者国之根也”;唐贞观时,太宗君臣有四次舟水之论,引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规诫警醒自己。然而,多是蹈袭前人旧语,并未有所发明。

直至北宋仁宗时期,去汉朝文、景之治一千一百多年以后,名臣石介目睹当时的内忧外患,追考历代史实,再次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

石介在其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揭示了民心之离否,与天下治乱的关系。然后,又深刻地分析了“天下国家”的本质。他说:“人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

进而他又对民与天下存亡、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因为,“民,国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叶存者”。他列举历史上的教训:“桀之亡以民也,纣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怒斥以往的“昏君庸主,不知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以草莽视民,以鹿豕视民”,最终招致民众离叛、天下国家倾丧的恶果。同时,他还举示了民心可赖的历史经验。虽然,“汉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反、王莽之夺”,但是“汉终不亡”,因为“民心未去也”。尽管“唐有武氏之变、禄山之祸”、“诸侯之叛”,而“唐终不亡”,原因也在于“民心未去也”。他究其根由说:“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由于“汉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结民心之固”,即汉、唐之初都有一套得民心的政策,虽王莽篡汉,而民思汉恩未已,所以“光武乘之中兴”;唐朝武氏、安禄山、诸侯之乱,“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所以唐朝终于支撑了近三百年。

综合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石介得出了以下结论:“民之未叛也,虽四夷之强、诸侯之位、大臣之势,足以移国、足倾天下,而终不能亡也”;“民之叛也,虽以百里、虽以匹夫,犹能亡国”。

据此,石介诫劝宋朝最高统治者,“不敢侮于鳏寡,不可以匹夫待民”,希望宋仁宗洞察历史明鉴,深晓“民乃根本”之理,永存“养民”之“爱心”,采取“择郡县守令”、“省差役、罢支移、停贡献”,“抑兼并、斥游惰”等政策,以“息民之困”来巩固民心,从而实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

石介的这篇《论根本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以说是前越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篇章。在石介之后,南宋及元、明、清三代,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凡论及“民本”的文章,多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无一可取,而没能出其右者。虽然亦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人心有神,非可文欺。真德实义可以系其心,而非虚词矫情所能诱;深仁厚泽可以感其心,而非小术浅惠所能留。”但是,远不及石介《论根本策》系统、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对“民本”思想作了精辟的阐述,虽然也有一些明君贤臣十分重视“民本”与“民心”,“民本”思想亦可谓是源远流长,但是,历代最高统治者中,时常会有人将孟子、贾谊、石介等有识之士的议论置若罔闻,皇帝终归是皇帝,庶民终归是庶民,天子总是万岁,百姓只能山呼,其结果总是不以前车为鉴、重蹈覆车之辙,总是一朝一代地让后人哀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至今日,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此,回顾并以便继承与发扬古人的思想精华,仍然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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