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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一种独特现象:民众和教会对立冲突频发

时间:2016-12-06 11:52:10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晚清的一种独特现象:民众和教会对立冲突频发

北京炸弹声中,清帝国的立宪运动,俨然成了哀兵,得到朝野上下纷纷支持,“维稳”的呼声前所未有地成为社会主旋律。

而就在这时,依然在抵制美货的南方,却接连发生了几起恶性涉外群体性命案,矛头针对西方传教士。

义和团式的民粹火山,似乎正被重新点燃,国际社会在惊疑之外,因此而对正在列国访问的大清国宪政考察团,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给予了更大的帮助。

祸起连州

最恶性的一起命案,发生在广东连州,史称“连州教案”。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连州事件”,或者“连州屠杀”。

在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中,这一事件是被当做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案例。在这起“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中,被笼统地称为“美国传教士”的5名死者,4位是女性,其中包括一名11岁的女孩。他们是:

车以纶,女,37岁,医生、传教士;

裴约翰,男,26岁,医生、牧师;

裴约翰之妻,女,27岁,医生、传教士;

晚清的一种独特现象:民众和教会对立冲突频发

麻林氏,女,46岁,医生。她是教堂负责人之妻,因此,被中国人按中国特色命名为“麻林氏”,“麻”是夫姓Machle的音译,而“林”则是父姓Wood的意译;

爱妹,女,11岁,麻义士和麻林氏之女,她是这群“帝国主义者”中最为年轻的。

这5人,包括11岁的爱妹,在冲突中被村民乱刀砍死,尸体被扔进了河里。而教堂负责人、牧师麻义士(医生,有的中文史料也称为“麻医师”)及另一女传教士“扒姑娘”,在教民掩护下幸免于难。

这个教堂,严格地说其实是医院。经过近30年的努力,美国长老会的医疗宣教士们,已经在连州菜园坝建设了男医局(后称惠爱医院)、女医局(后称博慈医院)、礼拜堂,由麻义士负责全局,车以纶则辅助他管理女医局。

惨案发生在1905年10月29日,起因则是小小的噪声纷争。

菜园坝当地村民举行打醮仪式,需要不断鸣放信炮,传教士们前往抗议,说是信炮噪声太大,妨碍了医院的宁静,不利于病人,村民们则争辩说,教堂的钟声也会不时响起,为什么就不会影响病人健康呢?

当天,麻义士将村民的信炮强行收走,激起众怒,酿成冲突。这是各方的文献都认可的,区别在于,作为传统文献的资料,重点描绘了传教士们的无礼、甚至动手打当地孩子,而在冲入医院后更是发现了解剖用的尸体,激起更大的冲突。

教会在1906年出版的英文报告《连州殉难:十字架依然耸立在连州》,则说经当地乡绅沟通,双方已经解决了纠纷,乡民们答应打醮只做最后一天,传教士也归还了信炮,但此时大批年轻人却失控,不顾乡绅劝阻,开始攻击传教士。各方记载都认可的是,两所医院和教堂被村民们付之一炬,5名美国人也被乱刀砍死——但一方的记载中,只字未提其中4人是女性,且有一个孩子。

官方的行动还是相当迅速的。得到报告后,连州知州沈麟书立即调动军警,连夜赶往菜园坝,保护逃得性命的教士,同时大举搜捕嫌疑人。

麻义士在官兵保护下转移到广州,美国驻广州领事立即向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严重交涉”。负责交涉的道台温宗尧,一方面要抓捕和惩办凶手,另一方面要应对美国官方甚至美国军方的巨大压力。

危机应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美两国就连州教案进行交涉之时,福建厦门和江西南昌也爆发了类似事件,矛头针对天主教会。

厦门事件发生于3个月后的1906年2月。漳浦县的“仙拳会”与当地天主教徒发生冲突,部分“仙拳会”成员被教徒拘禁,仙拳会首蔡禧遂率众攻打天主教堂,并顺势攻入县城,捣毁和焚烧其他教堂、医院等。官兵紧急出动,捕获蔡禧等人,用极刑处决15人,这就是“漳浦教案”。

数天后(2月22日),南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南昌知县江召棠,在与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讨论扩大传教权时,突然在会场暴毙——教会方面坚称江用剪刀自尽,以期造成群体事件,阻碍天主教会扩大传教权;而南昌的民众则指责,教会悍然杀害江知县。江的死亡点燃了南昌民间对教会的怒火,2月25日,数万人攻击各处教堂、学校,打死了王安之等9名传教士,此即“南昌教案”。

教案频发,美国人认为是中国政府放任民间抵制美货的恶果。在“漳浦教案”与“南昌教案”之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路特(此人在191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照会驻美公使梁诚,指责中国政府未能对抵制美货“稍示实力严行禁遏”,正在激起大规模的排外事件。

南昌教案发生后,路特致电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指出:“自中国每一个角落传来不安的消息,显示了暴风雨的降临。而对这些事,中国政府并无自动积极的表示,它显然已忘了义和团之乱的教训……美国政府觉得,我们有充分权利去要求:第一,采取有效措施,以阻止1900年暴行的重演;第二,凡同情排外运动者,不论其地位高低,严厉处置之;第三,采有效步骤取缔蔓延中的阻碍合法贸易的组织。”

美国海军开始向中国沿海集结,而英法两国则把军舰开进了鄱阳湖。各种迹象都显示,1900年义和团-八国联军般的噩梦,或许会再度上演。

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清政府终于喊停了抵制美货的运动,并对三起教案做了从重从快的判决。连州教案,5名被指控杀害传教士的乡民被斩首,中国赔偿教会损失费和抚恤金共4万多两白银,知州沈麟书等官员被问责革职;漳浦教案,中国赔款8万多两白银;南昌教案,中国赔偿“恤银”5万两、教堂银25万两、医院银10万两。

列强对此的回应是,英法军舰撤出了鄱阳湖,而美国的舰队取消了来华威慑的计划。

各方都在反思:为什么义和团运动过去了5年,中国特色的“民教冲突”(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依然如此严峻和血腥?

晚清的一种独特现象:民众和教会对立冲突频发

其实,义和团运动之后,导致“民教冲突”的本质都没改变:那就是在“民教冲突”的表象下,并非信仰之争,而是乡村社会传统的、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被披上了宗教及反宗教的外衣。

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天主教,为了吸引信徒、壮大教会,往往采取利益输送的方式,比如帮教民减免租税、帮打官司等。教会压外交官、外交官压清政府,这一生态链成为教会扩张的法宝。在利益驱动下,常常某村集体入教,而与其有冲突的邻村,则集体加入反教阵线。教会已经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深深地介入了中国传统乡村治理,这正是当年刺激义和团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利益“鸦片”诱导下,华人入教更多的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利益,给自己弄一身趋利避害的“洋皮”。入教在很多地方被称为“吃教”,19世纪70年代的民谚,赤裸裸地道出了其中的利益诉求:“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一十字,圣加号,真吃干饭假奉教”……

同样的,反教也并非出于民族救亡的觉悟,而是基于同样的利益考量和不同的路径依赖。有学者统计了1860年11月到1898年10月之间直隶发生的94起教案,大多数都是口角争殴、户婚田产、摊派钱文等民事纠纷,其中,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的有53起,占半数以上,而基于宗教信仰的冲突则几乎没有。

所谓的“民教冲突”,其实是中国式实用主义与投机取向的典型产物,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当然,在这种冲突中,教会因为有列强的武力作为后盾,往往是强势的、占上风的一方。

至于有关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人眼睛制药等传言,虽然无稽,却因为教会的傲慢与不屑,不加解释,往往成为引爆民粹的导火线。无论从中方文献还是外方文献,从教会进入中国之后,似乎对这些广泛存在的疑虑,并没有采取过任何公关措施。而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不断向可怜的地方官施加压力,加剧自己在舆论中的“被妖魔化”程度。如收容弃婴的善举,由于华人很少愿意把孩子送到洋教堂,天津的修女们甚至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就间接鼓励了儿童拐卖行为。这种“收购”行为加上婴儿的高死亡率(不少弃婴本是有病的),再加上不屑于解释沟通的傲慢,自然引来猜疑。

一方面是“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的现实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收购弃婴”之类的怪异举动,教会迅速地成为民众心理的第一假想敌。

而在1905/06年的宪政元年,所发生的惨烈“民教冲突”,似乎给列强们一个强烈的信号:要防止中国的民粹火山被点燃,不能只依靠对中国政府保持压力,那样反而更容易激化民粹。最佳的办法,似乎是应当推动中国走向宪政。大清宪政考察团在欧美各国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或许正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在防止中国民粹喷发上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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