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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社团组织:上海三大亨结社广收门徒

时间:2016-11-30 14:22:09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民国时期的社团组织:上海三大亨结社广收门徒

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前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他的还有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

可以说,“四·一二”政变给上海帮会,尤其是青帮带来的最大转折,就是帮会由原先的秘密状态走向公开化。既然公开化了,帮会分子当然也得讲究公开的身份。好在这并不难,他们有的是钱,用敛到的干不净的钱,投资工商企业。在这条道上,帮会中的大亨、闻人左右逢源,政局动荡,社会不靖,给了他们机会。

杜月笙等大亨、闻人进入企业界,有些资本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选择他们做保护伞。据1934年杜月笙的恒社理事会印发的《恒社社员录》记载,这年来自商界的社员有一百二十人,占总共二百二十三名社员的百分之五十四。

黄金荣与杜月笙有所不同,黄金荣的资金多投入了娱乐业,如经营共舞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后来囿于身体和其他方面原因,黄金荣将这些娱乐实体分别租给张善琨、范恒德、金廷荪经营。

此时,对于杜月笙在花钱上的另一番现象也应该一提,那就是赈灾。如1931年国内遭受水灾,已踏进仁济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进入“慈善家”行列的杜月笙,也是身体力行,他的行为确实是具有号召力的。当时杜月笙每行善事,报纸上总会出现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大幅广告。

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前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他的还有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

民国时期的社团组织:上海三大亨结社广收门徒

杜月笙的恒社是在陆京士(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等人的策划下成立的。社址最初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后因租价昂贵迁至马浪路39号。据朱学范回忆,这个社名是章士钊起的,取意于“如月之恒”,以称颂杜月笙。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中说,恒社之名系陈群所起(陈那时正在替杜办正始中学),取之于“自强不息如日月之有恒”。恒社的社徽呈圆形,中间一口铜钟,钟外壁正中为一新月。朱学范说:“钟表示为发声之源,‘声’字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就成为‘月笙’。”关于社徽,郭兰馨说:“周围十九颗星,绕成花边,中间一个大笙,旁有斜月,寓‘月笙’名字。十九颗星暗示恒社理事人数,标志着众星拱月。”

恒社的组织宗旨是“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设有常务理事、常务候补理事。恒社的成立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批准,在法租界注册登记。1933年2月25日恒社举行开幕典礼,法租界当局特派总监到场祝贺。当时恒社设定的入社门槛颇高,社章规定,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填发社证”。所谓审查,就是审查申请者是否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恒社社员录》中,有三星铁厂经理张子廉,警务人员,上海市社会局科长张秉辉、许也夫,财政部视察员何绍芬,还有律师,军界中人。工界中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陆机云,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张克昌,全国邮务工会委员赵树声。学界中有上海乐华女中校长陈亚夫,沪北中学校长冯一先。党务中人除了陆京士,还有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君毅,上海市党部第六区委冯宪成,汉口市党部委员吴绍澍。

接纳这些人,杜月笙借以自重。杜月笙对这些人的控制欲也很强。恒社仍不乏帮会组织的色彩。如入社者得投帖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行拜师礼。先用红帖子写明自己祖宗三代,再写上“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然后由介绍人和本人签名,在约定日期备齐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对应的“入社礼”,往杜家行礼。杜月笙后来尽管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想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脱胎换骨。

郭兰馨将恒社成员归为三种类型:“(一)初期的小徒弟,是些小流氓、包打听、巡捕、赌徒之类,为数不多。(二)当地富户殷商的子弟,他们在租界里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也想沾便宜,于是走门路,送重礼,进了杜门就有了保障,这类人人数也不很多。(三)自己在社会上有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畅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的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势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这类的人最多,而且各色人等俱有。当时的上海滩是人吃人的世界,中外冒险家的乐园,有形形色色的人正在安排圈套损人利己,张牙舞爪,还有些人虽然不一定想吃别人,但也担心吊胆防着被人吃掉。这许多人都急于找靠山,钻门路,杜月笙既经成为此时此地最响亮的吃得开的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具备靠山条件的对象了。”

恒社有《恒社月刊》,该刊记载,1936年10月31日,为庆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在黄家花园举办活动仪式前,恒社为“表示吾同人拥戴领袖爱护国家之意”,经第十一次理事会和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将此前6月29日晚起该社平剧组在新光大戏院演剧的筹款,所得票款扣除应需开销外净余2026.30元,于7月21日悉数解送中国航空协会,“捐作购机(为蒋介石)祝寿之用”。

继恒社而起的是张仁奎的仁社,社名取自他名字中的仁。关于张仁奎,前文已有所交代,张仁奎于北伐军到达南通时辞职,1928年10月,由黄金荣、高士奎、曹幼珊等人迎至上海居住。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遭绑票案,当时曾哄动上海。

事情起因于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商定租借一块地皮,准备建房,且已向地政局备了案,办好了手续。偏偏这时候张啸林也看中了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方面交涉。鉴于张啸林的为人不正,静安寺方面情愿以低价租给朱成章。张啸林遂与朱成章商量,也遭到朱成章拒绝。

此后不久的一天,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与护士邓小姐及女儿乘车外出,车刚开到弄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陌生人,边开枪,边让停车。朱成章因此被绑架,并且被子弹击中小腹。人于当晚赎回,即被送往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救治,终以伤重不治而死。

据国货银行庶务周子斌说,那天他到杨树浦路底去赎朱成章时,朱躺卧在田塍内,已气息奄奄。与何人接洽,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数目多少,他没有点过。银行界因为朱成章出事,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由交通银行钱新之请出了张仁奎,把张供养在海格路范园,以示镇慑。

不少军政官员及商界人士得知张仁奎系青帮大字辈,也前来拜师,一时间范园门庭若市。《中国帮会史》记载:“1933年西北军二十五路总指挥军官崔锡麟经张仁奎门徒杜凤举军长、戴介屏师长的介绍赴沪向张仁奎送上门生帖子。1935年已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申时电讯社四社总管理处工作的崔锡麟,参加了张仁奎开的大香堂,由张的门生成为正式的门徒。张仁奎的门徒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黄金荣、四社总管理处负责人张竹平、汪禹丞之子时事新报总经理汪英宾、中国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主任秘书季自求及南京的韦作民、张竞立等人参加了此次香堂。在外省的蒋鼎文、陈铭枢、韩复榘、孙桐萱、王修身、戴介屏、杜凤举等委托同参弟兄代表参加。”

香堂开过后,有人提议以社团法人的形式组建仁社。这一提议被张仁奎接纳,遂由张竹平、韦作民、徐逸民、庄铸九、季自求、陈守志、崔锡麟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仁社社址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383号。

仁社性质和恒社如出一辙,虽然表面上是有民主制度章程的俱乐部,但实质上仍是受张仁奎掌控的帮会团体,甚至比恒社走得更远,理事长、副理事长、各理事及二百多名会员,都由张仁奎一人指定。张仁奎有徒弟三四千人,但只有社会上层或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入仁社。而愿意加入仁社的人也各怀目的,洪维清在《张仁奎与仁社》一文中说,这些人大致有五种:“一如陈光甫(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银行业公会会长)、李桐村,喜欢玩弄女性,有了张仁奎的后盾,就不怕流氓敲竹杠;二如朱筱竹、陈香涛,吃的是江湖饭,有了张仁奎的靠山,跑码头可以吃得开;三如蒋鼎文、朱绍良、韩复榘,继承了张仁奎的衣钵,可以借帮会为号召,加强他们的势力;四如钱新之、韦敬周,扯了张仁奎的旗号,可以得到安全保障;五如张竹平、葛福田,有了张仁奎的关系,可以多轧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在业务上得到便利。”

1935年5月,仁社经上海市社会局批准立案后举行了成立大会。1936年,韩复榘在山东酝酿反蒋,蒋介石通过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用专列将张仁奎请到南京。蒋介石在召见张仁奎时,还以青帮规矩称张仁奎“张老太爷”。蒋介石想请张仁奎赴山东,劝门生韩复榘摒除反蒋之念。张仁奎同意后,蒋介石即封张仁奎为军委会高级顾问,并派专车送张仁奎赴山东见韩复榘。

张仁奎高大魁梧,目光炯炯有神,不苟言笑,也许正因如此,他说话不乏一定的号召力。韩复榘经张仁奎一番游说,加上张仁奎几名担任师长的徒弟的敦促,韩复榘答应不再反对蒋介石。

答应不再反对蒋介石的韩复榘,后来却死于蒋介石之手,这怕是张仁奎和韩复榘都没有想到的。

民国时期的社团组织:上海三大亨结社广收门徒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曾劝张仁奎离沪西迁,张仁奎没有去。上海沦陷后,敌伪想让张仁奎出山,张仁奎以病为托辞未出。抗战末期张仁奎病逝于上海寓所。蒋介石不忘旧情,以重庆政府名义下令表彰张仁奎。

黄金荣的忠信社成立于1936年夏天,社名取自黄家花园内蒋介石题写的“文行忠信”。其骨干成员有邱子嘉、丁永昌(法捕房探目)、陈培德(英美烟厂工会主席)、张善琨、龚天健、杭石君、黄振世等。比起恒社和仁社,忠信社似乎显得松垮许多。首先入社的门槛低,没有正式手续,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忠信社成立也没有开大会,黄金荣名为社长,多半是在幕后指挥,平时不参加社里的例行会议。

据黄振世回忆,黄金荣成立忠信社,是为了“专事对付杜党,企图制造杜门师生矛盾,搞垮恒社”。黄金荣在组社之前,曾召集黄振世等几个亲信门生吩咐道:“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黄振世等人领会了黄金荣的意图后,“即着手组织忠信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秘密商量搞垮恒社的对策。后来感到杜党势大,乃联络杨虎的兴中社,结成联盟。大约在1936年夏秋之际,两社主要分子每逢星期日,相约到半淞园聚餐,双方凑满一桌圆台面,视为常例。当时所以择定半淞园聚餐,因黄杨两人对杜尚保持虚假情面,不愿被外人侦知内情,半淞园地处南市郊区,可以避人耳目。当时初步定策;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门师生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诸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好由黄金荣去向蒋介石告状。这样举行了六七次秘密会议,搞垮恒社的阴谋仍不能实现,而搜集杜月笙劣迹又查无实据,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忠信社的秘密组织就在连天炮火声中趋于瘫痪,遂即销声匿迹,无形解体了”。

上海“孤岛”时期,杜月笙、金廷荪已避走香港,日本特务机构盯上了留在上海的黄金荣,要黄出任维持会长。黄对此中利害还是看得清楚的,坚决不落水做汉奸。但是黄也知道,既不能附逆,又不能得罪日寇,得和他们玩点花招,就装起了病。

果然,日本人上门来要挟了。“黄事前伪装瘫痪,由两个家人扶着他出来接谈,声称他有病在身,本人不识字,不知国家大事,不配当维持会长等语,被他逃过了这一关。”

与此同时,帮会中的徐铁珊、金鼎勋则落水当了汉奸,日寇利用他们组织“黄道会”,他们也想邀黄金荣出面主持,同样为黄金荣托词推却。无论是与落水者,还是日寇,黄金荣与他们打交道都以礼相待,不去得罪。黄振世说:“抗战八年中,日本特务机关时常有人到钧培里访谈,黄礼待有加,其中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来往黄宅尤勤,关系更加密切。”可见黄金荣自我保护意识之强,狡猾。他的弟子卢英附敌,并居要职,到黄宅探望他,他把这个汉奸徒弟当作炫耀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恩宠有加。他对落水当汉奸的沪上三闻人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同样友好如此。黄振世曾听到黄金荣这样说过:做维持会长,怕别人暗杀。

抗战胜利,杜月笙回到上海,恒社被重新激活。此时杨虎担任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他所创立的兴中社已改名兴中学会,下有海员万余人为会员;又有洪门郑子良组织侠义社,社员也有上万人。黄金荣因此也想激活停顿了八年的忠信社,经黄振世、邱子嘉建议,改名为荣社,社址设在嵩山路振声里隔壁前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家里。1945年11月,荣社正式举行成立大会,黄金荣为社长,杜月笙、杨虎、王晓籁等以来宾身份前往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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