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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实质:开始了文化的集权

时间:2016-11-30 10:03:52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实质:开始了文化的集权

历史学家范文澜有言:“汉武帝以农民‘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就军事、文化的极盛。”历史学家顾颉刚则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文化极盛是表象;“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其实质。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恢复,一个大帝国重新崛起,及至汉武帝即位,已足够威武,可以向长期挑衅的匈奴大喝一声“不”。与此同时,文化安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史学家范文澜指出“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

“文化的极盛”,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化大繁荣。撇开具体细节,为打造文化大繁荣,汉武帝推出了四项全局性的大举措。

第一项,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国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鉴于暴秦弊政,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政,对各家一视同仁,故而百家并流,《六经》异传,文化生态一度回归自由宽容。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实质:开始了文化的集权

但这种宽松也给统治带来了麻烦,这就是董仲舒所概括的:各派自有思想,各人自出议论,百家方针不一,意见不同,弄得在上的统治者没法有一个统一的方略,法律制度屡有更变,老百姓不知道听从哪一家的主张。

惟其如此,汉武帝即位以后,“夙夜不遑康宁”,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于是,他向百来个社会贤达与学界精英连下三道策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只有董仲舒的对策让他豁然开朗,欣然有得:“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就汉家统治的文化安全而言,这一对策最对症下药:统治天下,只能有一个思想;统治者才会一劳永逸,彻底省心;而儒家思想就是让统治者一劳永逸的指导思想。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汉武帝展望:只要这样,邪辟的学说就会消灭,统治的纲纪就可统一,从而法度也可以明确,民众便知道遵从了。

丞相卫绾迎风希旨地奏请,在对策者中有以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来扰乱国政的,一概罢黜不用,汉武帝当即御批同意。自此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文化国策,成为中国专制君权须臾不离的通灵宝玉。

第二项文化政策,就是官办儒学教育,设立《五经》博士。

汉初博士官,并不限于儒经,也有诸子、诗赋、方技、术数或其他专长者。罢黜百家后,只有儒学《五经》才有立博士官的资格,儒经以外的其他博士官一律废罢,在制度文化的层面上确保“独尊儒术”的说一不二。

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在中央建立太学,“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一概教授儒经,学成的博士弟子员优与授官。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诱导他们“靡然向风”的,主要不是儒学《五经》,而是功名利禄。

第三项文化政策,新设文化机构,搜罗“歌德”派文人学士。

汉武帝罗致御前的,既有词赋家司马相如、枚皋、严助、东方朔等,也有音乐家李延年等辈,还有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等,史学家司马迁最初也在网罗之列,一时也可谓人才济济。

汉武帝命这些学士文人随从左右,有事时,让他们与闻朝议,献赋作颂;平日里,则“俳优蓄之”,不过是御用清客。东方朔是明白人,自甘倡优,只在御前插科打诨。他与司马相如是汉赋名家,相如的大赋最受武帝的青睐。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实质:开始了文化的集权

司马迁真把“牛马走”当成了主人公,立马被皇帝整成“刑余之人”,最后终于幡然醒悟,自个儿“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这才发愤独立,有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汉武帝创立的文化机构以乐府最著名,命李延年主持全国民歌征集。一些优秀的乐府诗曲固然赖此而传世,但其初衷不过让民歌为文化繁荣装点门面(早就流传民间的乐府诗与司马迁发愤著成的《史记》,或来自底层,或出乎异端,代表了当时文化的真正精华,但都不是汉武帝文化国策卵翼下孵化成功的)。

第四项文化政策,倚仗国家权力与财富,大搞阔气排场的文化庆典。

汉武帝在位期间,隔三岔五地举行明堂、郊祀与封禅等大典礼,宣扬汉家受命于天。关于郊祀,他一年祭太一,二年祭后土,三年祭五畤,三年一轮回。

汉武帝命李延年创作《郊祀歌》,找来童男女组建了大型的御用乐队,千乘万骑浩浩荡荡,在一路弦歌鼓吹中,向郊祀地进发,大摆不可一世的气派。上古三代,只有炎、黄与尧、舜、禹等功德盖世的圣王才有资格行封禅大礼,但那只是个传说。秦始皇是载诸信史的封禅第一人,却备受儒生讥讽。而汉武帝特别热衷这种高门槛穷折腾的自娱自乐,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起,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先后封禅达六次之多,几乎每五年就搞一次。郊祀、封禅之类,“皆虚文无实际”(钱穆评语),汉武帝却乐此不疲。

且举一例,以概其余。敦煌屯田兵套住一匹野马,汉武帝说成是天神太一所赐的天马,命李延年谱《太一之歌》以为颂扬。骨鲠之臣汲黯直言不讳道:“王者作乐,应该上承祖宗德政,下合百姓民情。为了一匹马,又作歌,又谱曲,还要荐献进宗庙,我真不知先帝和老百姓是否听得懂这种音乐!”

凭借君主的威权与国家的财力,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方针,汉武帝打造出一个文化繁荣的表象。这种文化繁荣本质上是阿谀大一统集权的宫廷文化,不过是汲黯痛斥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已。

继暴秦以后,儒学兴起,虽有其思想与社会的内在之势,但吕思勉以为,“其得政治上的助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按史家张荫麟一针见血的说法“汉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帮手,既不是为他规范策划的大儒董仲舒,甚至也不是曲学阿世的公孙弘之流,而是“以峻文決理”的酷吏张汤之辈。汉武帝独尊儒术下的文化繁荣,说到底,不过是包裹其专制集权的一袭华衮。

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因秦朝暴政而戛然中止,及至汉初,思想自由乍露短暂的复苏之机,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最终扼杀了这一线生机。顾颉刚论及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时指出:“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于是专己武断,思想渐致锢蔽了”。

范文澜说汉武帝时期“文化的极盛”,是其表象;顾颉刚说独尊儒术是“文化衰颓”的开始,是其实质。相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血与火来摧毁文化,独尊儒术下的文化繁荣,对中国文化的戕害,不啻是“软刀子割头不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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