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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币发展史:历代王朝发展中无限制的提款机

时间:2016-11-24 09:55:41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中国纸币发展史:历代王朝发展中无限制的提款机

公元1260年,忽必烈将大蒙古国更名为“大元”,改元中统。建议来自一名叫作刘秉忠的汉人官员,按他的意思,大元之名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这样的名称会更加中国化,更利于中国文人们接受。

随即,已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下诏颁行“纸币”。一纸诏令,宣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使用纸币国家的诞生,元朝的纸币名为宝钞,这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纸币,在它之前的宋辽金等政权都曾经做过尝试,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元朝能摆脱这样的宿命吗?

宋代商业的繁盛,促生了纸币,但缺乏有效金融管制的纸币从生下来便先天不足。

纸币最早出现在唐朝,名为“飞钱”,但因为使用面窄,没有形成规模,且不去说它。真正令人关注的第一代纸币是“交子”,它出现在北宋时的益州,现在的四川。中国是一个缺少贵金属的国家,以铜为钱。到了第二帝国的唐宋时期,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庞大,贵金属缺乏的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多次颁布禁止民间使用铜器的法令,但收效甚微。

为了解决铜钱荒,铸造铁钱就成了折中的办法。最早提出铸造铁钱的,是南唐那位以声色避祸而著名的韩熙载。宋代开国之后,依然缺铜,铁钱被沿用下来。尤其是极度缺铜的四川,铁钱成了主要货币。

铁钱的通行,暂时缓解了钱荒,却又带来新的问题。铁钱过于沉重,对贸易造成阻碍。在公元1000年前后,四川民间出现了一种类似唐代飞钱的纸质“货币”——交子。当时的四川,贸易规模渐大,蜀锦、竹纸、印刷皆甲于天下,而且蜀道之难,也使得铁钱的使用极为不便。《宋朝事实》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而当时一匹布的价格要两万铁钱,约重五百斤。所以,在益州产生交子成为一种必然。

中国纸币发展史:历代王朝发展中无限制的提款机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交子的具体起源,但根据记载,最初应该是由民间商人联合发起。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后,商人们推举益州十六家富户共同作保发行,并对交子的样式进行了统一,防伪技术也有了提高。当时的办法是每三年为一界,到期就进行更换,每一贯在兑换时,会收取三十文作为手续工本费。当时的交子还只是进行商品大宗交易时的辅助手段,并非普通百姓日常所需。

之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在一个没有现代金融概念,也没有任何监督的社会里,结局基本都是注定的。十六家交子户因此大发利是,却缺少货币发行的准备金概念。随之而来即是挥霍挪用,再随之而来的是挤兑。于是讼于官府,官府遂将之收为官有官营。宋仁宗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帝国朝廷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民间联合商户就此散伙。

从准备金、数额限制到无限滥发,宋朝交子的毁灭之路。

官办交子务成立后,帝国朝廷对其发行、流通、兑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当时颁行的“钞法”规定,每界的发行额为1256340缗,本钱为36万缗,准备金率大约为30%。这使得交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以铜钱为本位的纸货币,可称为划时代的创举。

但是,对于一个权力无边无际毫无制约的帝国朝廷来说,自己的意志即是国家意志,法令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当第一界官交子发行后,帝国朝廷惊喜地发现,这是缓解帝国财政的“灵丹妙药”。

之后的交子发行逐渐成为了帝国的狂欢,仅仅在第二界交子发行之时,印行的交子数额就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额,再往后,发行数量越来越高,甚至“只是虚行印刷”不备本金了。到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徽宗时,大量滥发已经使交子一文不值。

大观三年,也就是公元1109年,跟草纸一般的交子改弦更张,改为钱引。重新按旧法印行,恢复限额与准备金,币值再次稳定下来。

很快,战争降临了。退居东南一隅的宋帝国,陷入战争的泥淖无法自拔,铜的产量也只有一年十万贯,无法满足需求,帝国连铁钱的铸造成本都无法承受,只能通过不断地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将其转嫁到百姓身上。

南宋朝廷的覆亡之前,吏治一片腐朽,贪腐盛行,导致财政危机加剧,只能变本加厉地通过发行纸币来舒缓一时的困难。

至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发行“东南会子”每界发行3000万贯。其后第11界发行3632万贯。第15界发行11698万贯。帝国还规定不准用金银铜钱兑换东南会子,旧会子两贯兑换新会子一贯。这种纯粹的掠夺行为导致币值狂跌,物价飞涨。与此同时,钱引也一路狂跌,至公元1252年,钱引一贯仅值铁钱150文。再往后,米价每石竟然需要5000引,此时宋帝国的经济已彻底崩溃。

金国强制使用纸币,超越经济规律引发灾难。

金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金国海陵王迁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并听从宋国降臣蔡松年的建议发行纸币交钞,以缓解帝国的危机。但是,从金帝国发行第一种交钞起,浑身就透着高度强制的气息。

贞元二年发行的交钞规定以七年为界,但到了金章宗即位,公元1189年,七年之界即被取消。在当时的条件,对纸币的发行进行期限限制,无疑是对纸币发行量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金帝国取消七年之期,等同于放弃了对旧币的回收,市场上纸币的总量自然随之增大。更可怕的是,金帝国的钞法并未规定发行额的上限,到后期,纸币的发行量远远超出了社会经济需求的总量。

通胀毫无悬念地开始了。在金帝国最后的二十年中,军费庞大,纸币的发行,就成了政府应付财政困境的唯一手段。当一种纸币失去了信用,朝廷所做的就只是更换个名字继续发行。读到这里,读者可能有点似曾相识,金国的手段与宋朝一模一样,换个名头继续印“纸”。

纸币的贬值,让百姓不得不加紧收藏铜钱,这更使得交钞进一步贬值。而此时政府的措施却是全面禁止铜钱。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开始,帝国政府“罢铜钱”,交钞彻底成了“无本之钞”。此时,支撑交钞流通的,不再是代表金属货币的属性,而是政府公权的强制力。这之后,交钞一再改名发行,增大纸币的面值。从面额10贯,到100贯、200贯,甚至1000贯,结果每贯交钞值不到一文钱。到了金末,交钞价值已经跌到“万贯唯易一饼”的境地。终于,商人为了抵制分文不值的交钞,接二连三地罢市。到了这时,金朝离灭亡只剩下短短的几年了。

中国纸币发展史:历代王朝发展中无限制的提款机

元朝宝钞从发行之初的有序,到最终崩溃,仍然逃不脱权力的自私与虚妄导致的死局。

回到本文开头,在如此多的失败例子之后,元帝国开始了他们的尝试。而这次更彻底,将纸币定成唯一的法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实属首创,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具现代意义的纸币,但却是个早产儿。其成败细节,至今值得品味。

从一开始,元帝国就对纸币的发行制定了比较稳妥谨慎的政策,这显然是汲取了宋金钞法失败教训。中统二年七月,忽必烈推出中统元宝钞,以方便流通。宝钞面值从十文开始到两贯,规定金银交易以宝钞代行,并且建立准备金制度,以丝料为本色,“立燕京平准库,以平物价而利钞法”。这标志着元朝纸币制度的基本确立。

在中统钞发行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它的币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帝国政府还在户部之下专设机构,对纸币的印造、发行、回收进行专门管理。与此同时,帝国政府还颁布出台了若干纸钞管理条例,并作为国家的正规法令实施。从某个角度来看,元帝国对纸币的管理,大制度政策上都是非常完备与成熟的。

但是,千年魔咒之下,局部的变革无法抵挡极权体制的碾压。

到了元帝国中后期,所有专制体制的通病都开始爆发,腐败挥霍遍地灾祸横行,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税收也随之急剧增加。到元中后期,税额已经比元初增加了20余倍。这使得帝国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盛。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军费开支也越涨越高。而贵族官员人数的增加,也让帝国的财政雪上加霜。此时的帝国政府只能通过加大纸币的发行,来解决燃眉之急。

这是一个死循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必然带来恶性的通货膨胀,货币不值钱,民众的不满会更大,为了维持统治,支出加大更会加剧财政的困窘。由于货币贬值,帝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公务员”及军队的工资,如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用至元钞按中统钞原俸发官俸,即增5倍,全年支出5亿贯,仅此一次,就超出当年收入的一倍。

本来元朝统治者可以进行经济紧缩,削减政府开支,鼓励民间恢复生产,重建纸币的信用。但权力的自负自私与虚妄,不允许正常手段存在,元帝国开始饮鸩止渴。他们一面动用纸币的准备金“救急”,一面不断加大纸币的发行量。这种试图将财政危机转嫁给民众的做法,反过来把自己推入绝地。

元帝国纸币的最后一击,恰恰应验了刘秉忠当初谶语似的话:“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通胀加剧,纸币信用扫地,民众转而选择金银,政府数度禁止又数度开禁。到了元顺帝至正十年,钞价暴跌,政府为使交钞与铜钱子母相权, 在发行新的“至正中统交钞”的同时, 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钱钞并用的结果,自然是民众放弃纸币的使用,而改用铜钱,这无疑更加剧了纸币的贬值。改钞法实行不久,物价上涨10倍,京师用钞10锭还换不到1斗粟,百姓视钞如同废纸。元朝政府的财政彻底崩溃。

此时,元帝国难以为继,唯灭亡一途。留下一首民谣为之祭奠:“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纵观宋金元三代的纸币兴衰,我们不禁感叹,这三个帝国最终都陷入相同的灾难之中,这灾难都源自统治者无边的权力与私心。当权力与私心超越了经济与法律,且没有任何制约时,再精巧的制度律法也抵挡不住专制权力的碾压,任何创新都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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