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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时间:2016-11-19 15:28:53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第一反应,是对外隐瞒汪出走的消息,动用各种途径劝其悬崖勒马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是严重打击中国抗战的一件大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将事情的影响降到了最小?

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获得汪精卫私自飞往昆明的消息,大为意外,“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①22日,蒋介石已从龙云的电报中知道,汪精卫计划前往香港,与日本谋和。

对于汪精卫出走的严重性,蒋介石极为清楚,在日记中思考,“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蒋介石预计中的这些连锁反应一旦发生,一贯反蒋的地方军阀、党内亲日势力,都将随汪投敌,导致抗战阵营分裂。

但直到这时,蒋介石还期望能制止汪精卫的进一步投敌,因此处处留有余地,称“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首先,蒋介石一再掩饰汪精卫意图投敌的真相,免致其骑虎难下。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辩白,“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 国人必不置信。”蒋介石亲自致电张季鸾,希望《大公报》的报道汪时“宽留余地”,“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之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②

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期间,听取军事报告

其次,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等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发表任何宣言。一向主和的胡适在信中说,“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今日反对和议,实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长期追随汪的郭泰祺说,“此时无论如何,请公勿公开主和,免敌人谓我领袖间政见不一而乘机挑拨。”③

另外,蒋介石让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以示中国不会同日本停战议和。

劝说失败后,监视汪系人物,拉拢地方军阀,使响应汪者寥寥无几

对于各种劝说,汪精卫并不为所动,最终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法纪律,危害党国案”。蒋介石主张温和办法,先以个人名义去电劝告,或由中央给予警告,但其他与会者大都要求严厉处置,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不过因蒋介石“力加阻止”,没有同时发布通缉令。在蒋介石看来,对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

同时,蒋介石又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④汪精卫拒绝出国后,蒋介石知其已决心叛国。1939年3月21日,军统奉命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曾仲鸣,反而加快了汪的投敌步伐。

蒋介石劝阻汪精卫投敌失败,但通过一系列举措,防止了更多人追随其投敌。1939年初,军统奉命监视还留在后方的汪系人物,“(甲)分令各外勤注意汪系在川康人员之言论行动;(乙)注意中央与地方军政人员有无与汪勾结情事……(戊)汪系重要分子如彭学沛、陈树人、陈克文等,均秘予监视,并翻拍照片……”其他,如称赞汪出走“魄力伟大”的中政会秘书范苑升、暗中“为汪担任交通职务”中华海员工会委员李凯臣等数十名汪系人物都在被监视的名单上,让他们没有机会投汪附逆。⑤

至于地方军阀势力,在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后,张发奎、薛岳、白崇禧等致电中央,要求惩办汪的卖国叛党行为。龙云在汪精卫由昆明赴河内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态度暧昧,是当时最有可能响应汪的地方军阀。蒋介石遂命多次与汪精卫合作的唐生智赴云南“现身说法”,警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且战时“忠奸不两立”。最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声明“拥护抗战到底,指斥和议”。⑥

在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下,汪精卫只好于1939年4月从河内赴上海,与日本代表就建立伪政权的问题进行谈判。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10月1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⑦至此蒋对汪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建立,汪精卫发表讲话

同时,利用日方的和谈计划,虚与委蛇,拖延日本对汪伪的承认

投敌后的汪精卫急于建立伪政权,而日本却不希望因此影响对重庆的招降,这就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有机会假借日本主动发起的和谈,拖延汪伪政权的成立,并使日本迟迟不肯在外交上承认汪伪政权。

1939年11月底,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与假借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名义,实为军统工作的曾政忠商谈“和平条件”,是为所谓“桐工作”。军统当时的目的是刺探日方情报,阻止汪精卫政权成立。谈判开始于1940年3月7日,历时4天,然后“宋子良”回重庆报告,约定1周内带回蒋介石的答复。

3月26日是汪伪政权原定的成立日,但日本为等重庆回复,通知周佛海:铃木等人与“宋子良”的谈判,“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4月15日”。经周佛海力争,日方答应组府时间最迟不超过3月31日。日方最终没有收到重庆的答复。3月30日,在“还都”名义下,伪国民政府建立。⑧

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等人期望立即获得日本的承认。但鉴于汪精卫自身实力有限,日方一直寄希望于实现“蒋、汪合作”,再推动“和平”,“桐工作”并未就此终止。军统伪造委任状、蒋介石亲笔文件等,继续与日方假意谈判,要求“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或叫汪出国, 或叫汪引退”。一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宣告“桐计划”失败。对于戴笠、曾政忠的工作,蒋介石大为满意,称赞说:“你们在香港办的事很好。”

在“桐工作”后,又有“钱永铭工作”。钱永铭时任香港交通银行董事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由其奉命出面假装谈判,让日方颇为重视。1940年10月16日,影佐祯昭与汪精卫见面时说,日方正与重庆交涉和谈,因此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日期会有所延迟。对于重庆方面的意图,周佛海看得极为清楚,称“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向日本施展阴谋,意在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坏”活动。事实如其所料,谈判毫无进展,日本只得在11月30日正式与汪伪政权“建交”。⑨

由于中国方面对“桐工作”与“钱永铭工作”的成功利用,使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拖延了8个月之久。就在日本承认汪伪的同一天,美国方面发表声明,申明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给予1亿美元贷款。这意味着国际局势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1日;②孙彩霞:《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③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17、218页;④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17页;⑤唐润明:《汪精卫出逃后军统对汪系人物的监视》,《民国春秋》1997年第2期;⑥蔡德金:《汪精卫与龙云》,载于《讨逆集》,兰州大学2005年,第141页;⑦《严斥汪逆兆铭卖国投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8,第127页;⑧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⑨(日)藤井志津枝:《一九四〇年日本对华和平工作:“钱永铭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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