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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宣中兴的具体措施:整顿吏治腐败 与民休养生息

时间:2016-11-03 11:56:31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昭宣中兴的具体措施:整顿吏治腐败 与民休养生息

政治

重视吏治

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补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举,他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清政者给予褒奖。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

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刘询还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昭宣中兴的具体措施:整顿吏治腐败 与民休养生息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这些循吏(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平理刑狱

昭帝于始元四年(前83),颁布特赦令。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设置廷尉平一官,专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

惩治贪腐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宣帝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音“敌”)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音“跳”)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外交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于本始二年(前七二年)曾联合乌孙大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趁匈奴内部分裂之机,与呼韩邪单于建立友好关系,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使边境逐步宁息。神爵元年(前61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神爵二年(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

昭宣中兴的具体措施:整顿吏治腐败 与民休养生息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汉大发兵铁骑16万余,分五路攻打匈奴,这不仅是武帝更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足见当时大汉军威何其鼎盛。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这次胜利实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 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经济

轻徭薄赋

7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6次颁布赈贷种、食和“勿收责”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昭帝时颁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令”,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

与民休息

针对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使得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辅政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多次以昭帝名义下诏下令减轻人民负担,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对外方面,改变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另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在经济方面,因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霍光于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开“盐铁会议”,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这次政策大讨论的情况,保存在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中。经过争论,取消了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

昭帝时,因霍光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国力得以恢复。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汉书》赞曰:(孝昭)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昭宣中兴的具体措施:整顿吏治腐败 与民休养生息

抑制土地兼并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为防止谷贱伤民,刘询特设立了“常平仓”,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如果粮食丰收,就以不太低的价格买进,等到饥荒时,则以原价售出。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则认为实施常平仓内外部条件都已完全成熟,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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