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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曝光内幕:日本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时间:2016-10-21 15:08:12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田中奏折》曝光内幕:日本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华的黑计划,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如何将此奏折公之于众,让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本文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

《奏折》曝光 一片哗然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中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中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中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中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奏折》曝光内幕:日本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田中义一与“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后的日俄战争,从陆军参谋逐步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军衔晋升为陆军大将,继山县有朋后成为日本陆军长州军阀的统帅与新一任巨魁,他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开始,他公开赤裸裸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方称之为“满洲”,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任命主张“满蒙第一主义”、积极鼓吹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侵略分子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分掌外交实权;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由森格外务次官策划与组织召开,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该国策。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分离满蒙和中国”。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分离满蒙和占领满蒙还是有区别的。田中义一是主张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分离满蒙的政策的,而少壮派的军官如铃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张抛开张作霖自己来管理满蒙的。这也埋下了后来田中义一在张作霖被炸事件后在陆军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辞职的伏笔。

获取经过

据传蔡智堪是台湾出生的日本富商,声称买通皇宫书库官,装扮成补册工人以两晚时间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亦即是献上天皇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交到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之手,王家桢本人也曾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最终在1929年经时事月报十二月刊及其他媒体公布于世。依蔡智堪所发现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来伪称之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曝光内幕:日本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东方会议

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他其任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6月在东京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大约为6月27日至7月7日在外相官邸中举行,名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首相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主张中国的东三省(即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从中国分离。

7月7日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被诬指为田中奏折。

炙手可热的《奏折》与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是这样两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桢。

蔡智堪,原籍台湾苗粟县人,1888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不忘祖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进步、繁荣富强而尽心尽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以财力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不惜钱财疏通日本警察当局,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应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提供日本的各种情报。他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获取的日本军政情报密报给他们。在这同时,蔡智堪还以“山口”为笔名,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田中奏折》曝光内幕:日本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价值在于同王家桢“自述”相互印证,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湾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争斗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将抄本递交给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作为东北当局了解日本政府侵华政策意图参考之用。王家桢为内部刊行的中译本取名为《田中奏折》。

当然,与一般回忆录一样,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讹误和有待考证的地方。其讹误,有些是记忆上的差错,如时间、称谓和数字上的谬误;有些是个人习惯提法的差异所致,如蔡把“宫廷集团”称为“皇道派”,有些则明显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写时造成的,如抄录《田中奏折》的时间,应当是1928年“天气热的时候”,而整理人赵尺子却武断地改成“民国十七年六月”。

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30年为接收威海卫专使,次年任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后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8年6月4日,日本驻东北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与全中国统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对中国野蛮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东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领导人张学良的深深忧虑与不安。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在其父张作霖被炸死后,于1928年6月上旬化装从北京回到沈阳。当时东北政局危急,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张学良处境艰难。他审时度势,很快决定了基本方针。他一方面为其父发丧,并宣布在沈阳戒严以稳定东北局势,挫败了日军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言和,准备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以对抗日本的压力与粉碎日本分裂、吞并东北的阴谋。与此同时他拨出专款,派出各种人员,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的内容。

王家桢是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务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据林久治郎说,他精通日本政界情况,“似乎能经常地向张学良提供大体无误的情报”。王家桢的“自述”可以印证《田中奏折》是他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同时说明了他主持翻译和内部刊行这一“机密文件”的动机。王说:我“想叫东北负责人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好作采取对策时的参考,根本没有想它作为宣传材料来激动人心,更没有想到拿它作为在国际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王家桢“自述”澄清了中译本发生一些谬误和缺陷的原因。王说:“因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错字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所以译出以后,“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见,中译本的谬误,有的是翻译和整理的技术性差错造成的,有的则为“添补”所致。

不容忽视的是,蔡智堪、王家桢两篇回忆文章有若干陈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处:蔡说是他从东京宫内省书库亲自抄出来的;王称蔡智堪“写信来说,……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二是传递的方式:蔡称是他“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在沈阳小西关西边王家桢家中亲自交与王家桢的”。王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目前,对这两位已故者矛盾的陈述,还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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