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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何事段祺瑞长跪引蒋介石暴怒?终因病不治而死

时间:2016-09-23 20:31:25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因何事段祺瑞长跪引蒋介石暴怒?终因病不治而死

若说民国史,会给人以“两多”的印象:战争多和惨案多。而惨案最为人们所熟悉,经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李闻惨案。这两个惨案,衍生出了两篇名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都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重要的学习内容。从那时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去。

不过,笔者想把一直关注于遇害者的眼光暂时收回,投向施暴者,那两个被人唾弃的施暴者——段祺瑞和蒋介石。两起惨案发生相差20年,都是悲剧,是中国国运的悲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悲剧?这两个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因为这两个惨案,失去了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彻底的被历史所抛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闻惨案发生三年后,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若说在这两起惨案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两个政府还有幻想,那么之后,便是“失尽民心”了。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典守者难辞其咎。两起惨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蒋二人,而人们在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位在惨案发生后都表现的极为无辜。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

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据后来的考证,对于两起惨案,段蒋二人都确实有点冤。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无实际证据。反而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而李闻惨案则已有了定论,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为此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记载,仅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几乎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李闻惨案后,更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


两起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和蒋政府都处于“非常时期”。其时,段政府既有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大沽口炮击事件的外患。蒋政府也处于内战开始前的紧张状态以及美国支持与否的关键时期。按正常的逻辑分析,都是政治老手的段与蒋只要不是“脑髓里有贵恙”,决不会做出这样的暴行来给自己增添麻烦。

可惨案偏偏发生了。段与蒋都不无冤屈的承担了一切后果。

至于蒋介石,初出茅庐便跟随陈其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四.一二”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喊声血腥气十足,至于暗杀报业大王史量才、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暴行更是铁证如山。在李闻惨案之后,退出大陆之前,对于民主人士的暗杀更是肆无忌惮。难怪军统头目沈醉日后回忆李闻惨案凶手霍揆彰后来结局时说:“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无论是段祺瑞的长跪不起还是蒋介石的暴跳如雷,表现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而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悔——后悔得不是不该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而是枪开的不是时候。他们并不认可这么一个铁律:一个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虽然他们事后为违背这条铁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于这一暴行的震惊和愤怒。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一多近年来之行动最有招致之可能,一旦果竟实现,而查其当日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朱自清在给闻一多家属的信中表示:“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杨振声也在《大公报》上表示“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并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在唁电中表示“无任痛悼”,沈从文发表《忆北平》,表示“实在象征国家明日更大得不幸!”。7月18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民主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大公报》同日刊载闻一多之子闻立鹏、闻立雕的《是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举国上下,“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连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53名教授也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撼”,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8月间,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单独去昆明调查。9月底,民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这一法西斯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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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适、梁启超等人之前。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大学生对于其评价之高,可见其人望。

而蒋介石在当时,更是获得了从他执政以来最为崇高的地位。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与苏、美、英并肩成为“四大强国”。其当仁不让的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并立于世。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内民众欢欣鼓舞,称为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国内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歌颂与崇拜,可说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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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冤屈,是因为两起惨案二人的直接参与证据不足,他们可说是“被迫”代人受过。但二人也可说一点都不冤屈,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二人的一贯所作所为,是惨案发生的直接动因,若他们真是如所标榜的一般,倾向共和,爱护民主,尊重生命。惨案又哪里会发生?

段祺瑞在“五四”运动发生时,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连做过前清翰林的总统徐世昌都很不以为然。在此之前的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做成共和之意,就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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