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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败退台湾的最后“毒计”:制造银元投机风波

时间:2016-09-16 18:55:12分类:历史纪事来源:中国历史网

蒋介石败退台湾的最后“毒计”:制造银元投机风波

蒋介石部署退出大陆最后的“毒计”:让共产党背上沉重经济包袱

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在逃离大陆前,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也制定了一套企图使中共重蹈国民党覆辙的“经济拖垮”战略。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下令采取—切手段掠夺和破坏大陆的经济基础。

一是把国库大量资金运往台湾。据当时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3亿5千万美元。分别为:390万盎斯黄金、7000万美元外汇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从1948年12月1日起,国库的这些黄金白银根据蒋介石密令被分批运去台湾。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当日午夜由上海装运,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数额为200.4万余两。第二批运走57.3万余两,仍由“海星”号装载,“美盛”号护送,在厦门登陆。第三批运走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于1949年5月17日,汤恩伯遵照蒋介石命令亲自派人用武力从中央银行运往台湾。三批共运走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北平和平解放时,市军管会从全市全部银行里,仅发现有几百两黄金、几千元美钞,不够全城百万居民一小时的开销。

二是将有价值的工厂、设备拆卸迁移运往台湾。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国民党军把大工厂里能拆卸的机器设备尽量拆卸运走;全国所有的飞机和华北的全部海轮也劫至台湾。

三是不能拆卸搬走的如发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等,则全部炸毁或破坏。国民党撤走时,炸毁了许多工厂和交通设施。人民政府接管的国家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全国重要港口、码头、车站、铁路、公路等遭损毁程度极其严重。

蒋介石还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留下了安置大量“旧人员”的沉重负担。国民党败退大陆时,有几百万旧政府和军政公职人员,人民政府对这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军队从470万增加到550万,全国公教人员从200万增加到350万,总计有900万人。

蒋介石败退台湾的最后“毒计”:制造银元投机风波

在国民党的“人祸”给人民政权平添巨大经济困难的同时,不幸的“天灾”接踵而来。1949年,中国自然灾害频发。7月间,南方部分地区暴雨成灾。四川境内长江、沱江、岷江、涪江等江水暴涨,成都等低洼地区全部被淹,受灾面积达77个县。湖南南资、沅、溰流域及滨湖地区52个县被淹,冲毁农田500万余亩,房屋5000余栋,受灾人口达200万,死亡2万人。两广地区柳州、桂林洪水泛滥,西江、高要、三水、清远、河源、东莞围堤决口,死亡人数在7万以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灾区已达百县,灾民千万以上。8月,河北省连续发生水灾、风灾和虫灾,据统计,受灾44个县,受淹3288个村庄,淹没土地1000余万亩,受灾人口300万左右。

一个又一个灾情,使全国城市失业人员一度高达400万,相当于1949年底在业职工人数的一半,农村需要救济的灾民达4000万人。1949年7月16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全力与洪水作斗争》的短评,指出:目前洪水已经威胁着数万人民的生命,救灾治水已成为沿江、沿河和受灾地区人民的最急迫要求,也是对于当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严峻考验。

银元普涨,严重冲击金融市场

1949年,旧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固定资本仅剩100多亿元,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08亿吨,棉花44.45万吨,原煤3243万吨,钢15.8万吨(仅相当于英国19世纪初的水平),而财政赤字却占到总支出的2/3。

第一次物价波动,发生在1949年4月,从平津开始蔓延到华北和西北解放区。不法商人乘机抢购囤积,哄抬物价,导致以粮食、纱布带头的物价大幅度上涨。5月份,天津市综合物价指数比3月份上涨1.32倍,北平上涨1.55倍,张家口上涨1.49倍,石家庄上涨1.34倍。平津的物价形势又很快波及到各地,并通过物价指标传导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4月,兰州市的所有工厂,除了省属的制革厂、化工厂、水泥厂等不足10家工厂情形较好外,其余的226家工厂有1/3已经准备关门。成都市的物价从4月7日至11日猛涨4天,导致几十家商行倒闭。

第二次物价波动发生在上海。人民政府接管上海不满10天,不法商人便与人民政府展开了一场银元大战,导致又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向上海逼近。接管上海的当天,市军管会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7天内共收兑35万9000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53%。一些投资资本不满意于人民币控制上海市场,他们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钞票贬值的担忧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企图把人民币“挤”出上海市场。掌握着大量银元的投机商人,任意提高价格,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150多元。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后涨到1400元。一时间,银元成了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而人民币早晨发出去多少,晚上基本上又都回到了人民银行。更有甚者,南京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拒用人民币。

银元暴涨导致了物价急剧上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两倍多,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粮食和棉花也上涨了1到2倍。一场严重冲击金融市场的银元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类似上海情况的还有武汉、南昌等地。武汉出现了人民币浮在市面上却买不到东西的现象,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曾经到达1:4500。在南昌,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更高达1:6000!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有足够的估计。刘少奇坦言:“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最大的问题,还是恢复经济,克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克服经济困难,稳定物价,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陈云执掌中财委:打响遏制上海通货膨胀第一仗

为了尽快把经济工作抓起来,这次全会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5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和组成部门。

6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军委决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央政府领导。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宣布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陈云在二三十年代,就受党的指派开办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其出色的经营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到1948年,陈云已经开始考虑在苏联的帮助下拟定东北经济建设的计划。三大战役结束前,陈云就提出:“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陈云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和才能深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赏识,因此,选定由他主掌全国财经工作。

陈云走马上任、开始筹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当天,华东局财委致电中共中央再一次报告了上海银元发行的严峻情况,并建议采取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6项办法打击银元投机。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是陈云的主意。他原来设想,通过发行人民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购买上海的物资,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最终成为上海的权威货币,人民政权就掌握了经济工作的命脉。为此,中央通过上海军管会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在人民币进入上海之初,暂时准许金圆券在上海市面上流通。同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宣告成立,它在最初的主要任务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但是,不法商人在美、蒋支持下公开向人民政权挑衅,与人民政权争夺货币主导权,狂妄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这是陈云没有预料到的。

蒋介石败退台湾的最后“毒计”:制造银元投机风波

6月5日,上海市委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方针,具体办法有5条:“一、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二、抛出银元(我们约有500万元),三四天内把银元价格不断降低到600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希望武汉亦采取共同行动)。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来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一二个最大的银元投机家,给以最严厉的处分(如逮捕及没收)。三、人民银行所管辖和领导下的各银行一面收兑银元,一面举办折实存款,以解除小市民对纸币的顾虑。四、贸易处出售米、煤、盐、油,并抛出人民币吸收工业品,以解决工厂资金困难,并使工业品缓慢上涨……五、对失业工人及贫民进行必要的救济工作。”

这一新政实行的当天,上海市政府开始抛售银元。然而,当天抛售的10万银元被投机分子一吸而空,不仅没能促使银元价格的回落,反而出现了急剧飚涨的严峻形势。6月7日,银元价格涨到每元兑1800元人民币。

次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决定先用强硬手段查封银元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中财委尚未成立、中财部即将撤销,因此,电报署名:“中财”。6月10日上午8时,200多名公安干警按预定部署,化装秘密进入证券大楼,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宋时轮警卫部队一个营到达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此后,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当场扣压了238名严重违法奸商。

这一举措立刻震动了全上海。重拳打击金融投机的第二天,银元价格开始大幅下跌,粮油价格也开始下降。一个月后,银元投机风波被平息下去。

这种情况,加重了人民政府制止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困难。一些投机商人则乘机兴风作浪,于1949年4月、7月、11月,先后多次在全国各地刮起涨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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